学术三轮车的田野

　　“故事的逻辑更加完整了”。北京郊区这片小树林的植物细胞生长为全球生态变化的宏大趋势提供了证据。大气气溶胶会对光照和湿度产生影响，改变森林的生长速度，左右光合作用效率。

　　刘玲莉松了口气。她一直担心这个实验做不好，影响王欣顺利毕业，“把孩子坑了”。出于“保全考虑”，她还指导王欣完成了另一个课题，发了一篇不错的论文，能保证她获得博士学位。

　　导师没让学生知道她默默的担忧。生于1986年的王欣觉得自己一直有种不辨利害的年轻之勇，“傻傻的”。在种下那片杨树林的树苗前，她还单身，一心喜欢植物。进行论文数据分析和写作时，她结婚了。收到刊物的录用通知前夕，她诞下了一个女儿。

　　最初的树林已经不在了。土地是当时植物所租用的，后来地价涨了人家收回去了，据说是要盖房子。整片白杨林被砍倒，只留下一个树桩，拳头大小，收藏在刘玲莉办公室里。

　　那个树桩，她一直开玩笑说要给王欣当嫁妆。做妻子、做母亲、做学问“都是大事儿”。

　　两人还是有遗憾。论文本来进入一家更核心刊物的最终审稿环节，却没被录用，对方认为实验所用树种只是白杨有些单一。实验室当时的预算没机会进行更大型的实验设计，如今则难以复现曾经的情况。随着北京近年治霾力度加大，严重的污染天气已不再常见。

　　王欣在植物所获得了助教的职位继续科研，有了一门师弟师妹，每个人都皮肤黝黑。美国大片里在火星上种土豆活下来的宇航员是个植物学家，在刘玲莉眼中，这些学植物的孩子“动手能力特别强，特别善于解决问题”。测量雨水的漏斗容易被大粒灰尘堵住，他们就在上面蒙一层窗纱，挡住灰尘留下雨水，便宜高效。野外的大型仪器24小时运转需要散热，遮雨的塑料布不透气，他们就在仪器外面围上有一定斜度的百叶窗，透风挡雨。

　　实验室有一辆“学术三轮车”，电动的，是“装备升级”后的交通工具。小师弟驾驶它，博士硕士们坐在车身的铁皮斗里——一般农民拉瓜菜的位置，颠儿颠儿地从植物所的大楼到实验的田地去。前车轱辘一度出了小故障，不受控地扭来扭去。

　　据刘玲莉介绍，孩子们正继续进行气溶胶与生态环境的研究。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是雾霾环境下玉米的生长情况。玉米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精度更高、更敏感的观测工具将被采用，应对不再极端的雾霾环境。

　　刘玲莉是一家小辈中唯一一个学农的。她从小熟悉农田，父亲是贵州毕节农科所的工作人员。她在办公室里养绿植“种什么死什么”——那是育种专家的领域。生物学是一片广大的田地，她更关注风云变幻。眼下，她正在争取资金，“在北京海淀区种地，还是挺奢侈的”。

　　北京盛夏的阳光里，他们绕过植物所的花园——那里有北京最完整的华北植物收藏。他们和路边头搭着白毛巾遮阳的农民打招呼，驶入一片开阔的田野。田野被划分成属于各个实验室的方块，管线在黄土里蜿蜒，花朵、果实和树木在热风中摇摆。在田野更远的地方，实验室已经种下了一片新的杨树林。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梦影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