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是个特别要强的人啊，”他对记者说，“我永远忘不了的是，小时候，我父亲在大西北建核基地工程，母亲白天干农活，每天晚上还要编炕席，5天要编织4条炕席，然后骑车到镇上赶集去卖……母亲为我们苦了一辈子，我没让她享上福，还让她为我遭了这么大罪。这是我的心头之痛。”
住院20多天后，4岁的女儿汝佳缠着要见爸爸，张保国也想念女儿，狠狠心让妻子带女儿来医院。妻子事先给孩子“打预防针”说，“爸爸被火烧伤了，不过快好了”，但4岁的孩子怎么懂得烧伤意味着什么？
张保国说：“那天，我在病床上都听见走廊里传来女儿蹦蹦跳跳的脚步声，但她一进病房，突然见到我烧伤的样子，一下子就吓哭了，躲到她妈妈身后去，边哭边喊：‘我再也不玩火了！爸爸你以后也不玩火了好不好？’”
在齐鲁医院的精心治疗下，张保国转危为安。但他的双手必须再次手术：失去皮肤的双手，即使戴上塑型手套也没用，双手的增生瘢痕越长越厚，不得已又到北京再次进行植皮、矫正手术。半年后，他身上留下了2道50公分的疤痕，终于出院了。
没想到的是，他出院后第三天，就蒙着口罩、双臂吊在胸前、双手缠着绑带出现在省交通医院的排爆现场。
“如果我不在了，你们谁的党龄长，谁上！”
当年张保国还在病床上，就有记者问他：“选择排爆工作后悔吗？”他很坚定地回答：“排爆危险，但总得有人干。我是科班出身，专业知识和经验比别人丰富，我不干谁来干？”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两天的晚上，济南长途汽车西站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说要将一个黑色塑料袋留在停车场里“济南-安阳”的客车上“占座”，幸亏车站工作人员警惕性高，发现了塑料袋里有汽油桶等易燃易爆物。接警后，张保国立即赶往车站，在路上他已经了解了案情发生的来龙去脉。抵达现场后，他二话不说就套上防爆服。战友知道他双手因伤致残，为他捏了把汗，他还是那句话：“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排爆队长，我就是第一排爆手。如果我不在了，你们谁的党龄长,谁上！”说完，毅然走向长途客车。
每当张保国讲述排爆往事的时候，他双眼英气逼人，这是近 20年养成的临战必胜的战斗意志的自然流露。“您到了排爆现场先做什么？”记者问。“先用频率干扰仪屏蔽无线信号，防止遥控引爆；再通过电子听音器、非线性极点探测仪、甚至移动X光探测仪等设备，判定可疑物是否真是爆炸物，以及可能的引爆方式。”他说。
在此之前，记者还一直以为“排爆主要靠勇敢”。
“不勇敢绝对不行，可光勇敢也肯定不行。这活胆小的干不了，胆大的也不一定合适，因为胆大的可能鲁莽，一丁点差错就可能铸成大错。”张保国说。
他用刀慢慢划开黑塑料袋，查清了藏在里面的蓄电池、遥控起爆器、爆炸物、1.8升汽油，整个爆炸物的结构都呈现在眼前。他回来给现场指挥的领导画了张炸弹结构图，领导通过了处置方案，让他再抽支烟镇定一下。平时不抽烟的他，破例静静地抽完一支烟，让战友帮他戴好头盔，一步一步地走向长途车，干脆利落地剪断了关键的引爆线路。
“排爆就像很多电影里拍的，必须在红线、绿线之间选一根电线剪下去吗？”记者问。
他笑了：“我只能说，所有电影里看到的要剪电线的排爆，是演给观众看的，它和实际上我们遇到的，天差地别。”接着，他神情又严肃起来，“那个装置是遥控引爆的。要是第二天它在高速公路上遥控引爆，那客车上几十条人命就都没了，还很难破案。”
嫌犯在第二天落网。他供述，是另一家长途客运公司为生意竞争雇他制作了这个遥控炸弹。
2016年国庆期间，山东某市发生一起爆炸案。嫌犯在家中拒捕时自爆身亡，却留下了5个爆炸物。张保国受命异地驰援，因犯罪嫌疑人将爆炸物分别装在收纳箱里，采用“一开箱就炸”的引爆方式，排爆难度很大。省厅领导要派十多名民警支援他，张保国摇摇头，伸出被烈火烧残的 3根手指说：“只要连我 3个人就够了。”这是他早就确定的排爆“三最原则”：用最少的人数参与、用最少的次数接近、用最短的时间拆除。
3位身穿防爆服的勇士，仔细研究了爆炸物后，判明了爆炸装置的结构。张保国伸出左手食指，指出了必须先剪的那根线。
5个爆炸装置一一成功排除。
张保国说，迄今为止，他已掌握了4大类100多种爆炸装置的爆炸原理和模型。
“现在咱排爆中队不是已经装备了排爆机器人吗？如果再发现疑似爆炸物，是不是可以让机器人来代替排爆手来排爆？”记者问张保国。
“现在的排爆机器人还达不到这个程度。排爆机器人现在还只能简单地短距离搬运疑似爆炸物，或用水枪摧毁爆炸物。要拆除炸弹，还得靠排爆手上。”
“可他直到现在为止，左右手的小指、无名指都是扭曲变形的。”张保国的妻子李静心疼地告诉记者。
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正在培养新的排爆手。城市安全确实需要培养更多的第一排爆手、第二排爆手、第三排爆手。
“我现在双手无法攥紧，握力大减，灵活性降低，我的排爆操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我的经验还在，我的胆量还在，我的热爱还在。”张保国坚毅地说。
张保国，他是新时代的“烈火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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