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2日，周恩来总理就领海问题在厉声教材料上的批示。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厉声教1973年就我国领海宽度问题向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建言，获得了周恩来的肯定与支持，使得中国最终以12海里的领海宽度于1982年成功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周恩来为此曾几次致电外交部找厉声教面谈领海问题。签署该公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参与国际法的立法活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利益，对我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本国海洋权益，保证管辖海域得到有效控制和充分开发利用以及解决南海问题等影响深远。

　　厉声教还与倪征燠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一同参加了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并同国家测绘总局地名委员会共同组团参加了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以及其他联合国会议等。这一时期，厉声教频频代表国家参加国际外交活动与外交谈判。他学贯中西，风度儒雅，加之其非凡的个人魅力，出众的英语水平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使得其他与会国家代表逐渐对中国人产生好感。他出色地完成了国家托付的重任，也赢得了其他与会国家代表对中国的尊敬。

　　在此期间，厉声教还亲历了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

　　1973年4月，联合国大楼前，中国出席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右七为厉声教，左二为吴建民)。

　　对于这一时期的厉声教，厉声教友人、著名外交家吴建民夫人施燕华曾回忆道： “我和建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曾和声教同事一段时间并建立友谊，特别是他们俩曾一起参加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工作，经常互相切磋。声教对工作的细致认真令人钦佩，对一些问题都能把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建民生前也经常和我谈起他，称赞他为人正派，事业心强。”

　　1987年，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厉声教(右)与西印度杰出政治家、巴巴多斯“独立之父”、首任总理兼时任总理巴罗(Errol Barrow)在中国大使馆。

　　1987年，在中国与巴巴多斯建交十周年之际，厉声教被任命为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他积极推进中巴两国在各领域的友好合作，为今日的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从巴巴多斯卸任后，厉声教又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他在保护侨胞的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推动加拿大华侨华人社会积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向加拿大主流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外交部专家和一位学者型外交官，厉声教还曾参与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在外交外事决策方面提供对策建议，并参与、组织了一系列国内外重要学术活动，曾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前去访学，为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作出了贡献。他的调研成果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申奥、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等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厉声教与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厉、邹两家为世交。厉声教父亲厉麟似与邹家华之父邹韬奋曾一同并肩，参与和领导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文化界知名人士，二人1935年12月同被推举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执行委员，为团结文化界抗日力量作出了贡献)。

　　从外交一线退下后，厉声教作为国家边海事务方面的权威专家，还继续受邀担任外交部的专家顾问，并兼任多所知名学府的客座教授等。国内外众多知名智库、NGO、主流媒体等也纷纷向厉声教发出邀请，但他始终淡泊名利，将重心放在培养新一代的外交外事人才方面。他曾赋诗表达了他志在归隐让贤，将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的想法：

　　残漏催人老，岂得负寸阴。

　　欲逐飞熊去，垂钓渭水滨。

　　华发偏因循，青春正革新。

　　枕流息俗念，耳净听松吟。

　　中国科学院院士、厉声教大学同班同学王颖回忆称：“厉声教一辈子兢兢业业，不求名，不求利，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者型外交官。他很有情趣，思想境界也很高。”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欧阳玉靖也曾回忆道：“厉老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一生为人坦诚，默默奉献，为国家的条法与边海事业作出了大量的贡献。特别是退休后，仍继续积极地为国家边海事业发挥余热。”

　　老骥伏枥，志在教育的厉声教倾力提携后进，将自己平生所学倾囊传授给新一代的有志青年，深受青年人的爱戴。其所讲授的内容包括外交实务、国际法、中美关系、跨文化沟通、外交史、国际传播等。他为国家的外交和国际法等方面的人才培养竭尽心力，培育出了一批高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