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乐平看来,职业病医学诊断结论是劳动者确定劳动权利的重要凭证,这也成为很多地方的职业病诊断机构不愿诊断职业病的重要原因。“这些机构不愿面临由此可能带来的高风险和压力。”黄乐平称,他赞成将职业病医学诊断和工伤认定直接挂钩分离,让职业病的医疗诊断机构只做劳动者职业病的医学诊断。

　　不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范围则认为,职业病诊断既要确定是否罹患职业病,又涉及职业病(工伤)认定问题。

　　“职业病诊断需要考虑劳动关系,如果诊断为职业病,绝大多数可能会认定为工伤。因此,完全将职业病诊断与工伤(职业病)的关系脱离,可能导致不具备相关能力的医院作出相应诊断结论等问题。但目前将二者完全绑定的方式,也限制了职业病诊断机制的完善。”范围建议,可适当推行医疗机构资质和诊断机构资质审批统一,增加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弱化劳动关系认定的前置性,将职业病诊断适当与劳动关系认定脱钩,弱化诊断过程中劳动者的举证责任。

　　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业病执业医师一语道破现实问题:“既不能为医院增收,又要承担责任和压力,真正愿意申请职业病诊断机构资质的医院并不多。”

　　范围经过长期调研后发现,职业病诊断医疗机构需另行进行许可,才能获得相应资质,导致具备相应诊断资质的机构远远少于一般的医疗机构。此外,考虑到财政平衡需要,一般的医疗机构对于申请职业病诊断资质欠缺动力,导致一些区或市只有一家职业病诊断机构。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张君最近撰文称,北京有7家职业病诊断机构,曾有600多名医师取得北京市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但只有约10%的医师从事职业病诊断工作。

　　职业病医生不敢诊断、医院不敢申请资质、患者不敢维权。在范围看来,目前职业病仍陷入这样的困局。

　　但北京市某社区医院负责职业病防治的方医生告诉记者,近年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总体有进步,特别是职业卫生管理规范的大中型企业。相比之下,小微企业问题突出。此外,对于一些流动性强的群体,特别是建筑、装修行业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工作不稳定,在职业病诊断鉴定中认定责任单位时相对困难。

　　记者查阅相关案例发现,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维权意识不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他们往往拿不出职业病诊断需要的资料,而企业又不愿提供相关证明,导致职业病诊断率较低。

　　相关法规正在修订

　　不断优化诊断程序

　　针对诊断机构和医疗人员偏少的问题,范围提出了3点建议:一是优化行政许可程序,增加职业病诊断机构,统一医疗卫生机构和诊断机构的审批流程,如对二级甲等以上的医疗机构,通过相应的指导、培训,可获得诊断资质；二是强化相关医疗人员的职业病诊断培训；三是用专门经费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从事职业病诊断工作。

　　不过,黄乐平则认为,职业病诊断难与职业病诊断机构数量无直接联系。“关键在于职业病诊断所需要的材料,以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纠纷。从某种程度上说,职业病患者面临的维权障碍,很大一部分是用人单位设置的,也可能与相关行政部门不作为有关。”黄乐平说。

　　值得庆幸的是,5月13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卫健委副主任李斌称,将加强职业病诊断机构建设,实现地、市级职业病诊断机构和县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全覆盖。李斌同时提出,加强修订《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进一步优化职业病诊断程序。

　　针对《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范围认为可从3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职业病诊断以劳动关系认定为前提,与目前多元化用工的实践及其发展趋势不符合,且使得职业病诊断程序复杂,应该弱化劳动关系在职业病诊断中的影响,强化实际的工作与职业危害之间的关联性；

　　第二,职业病诊断举证应予以完善,强化用人单位预防责任、卫生行政部门的监察责任,让相关证据材料不再仅由利益冲突的双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搜集、保管和提供,而是可以通过监察机构提供；

　　第三,简化诊断流程,提高诊断效率。目前,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对职业病诊断的期限未作规定,导致实践中很多恶性职业病,诊断程序没有启动或者结论未出,罹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就已经死亡。

　　但在黄乐平看来,修订《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是否可解决劳动者职业病诊断难的问题仍然需要观察,因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只是一个部门规章,法律层级太低,除对卫生行政系统内部有约束力以外,对其他部门能否起到同样的效果目前不得而知。

　　（记者 赵丽 实习生　董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