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玉器引申出的“藏”而不露，包蕴着突出的东方价值观内核

　　从价值传承的角度，不妨把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等各方面成就，落足到对后世文化和区域传统的影响上来讨论。

　　首先是在经济形态上，良渚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产生的文明就有差别，具有独特性。良渚文化在稻作农业上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同时期文化中都是具有唯一性和先进性的。同时，除了突出良渚文化稻作农业本身的价值以外，稻作发展也是理解遗址群水坝和水管理系统能在这个时候产生的生业经济背景；是良渚玉石手工业经济能蓬勃发展走向顶峰的经济保障；还是长江下游湖网水路“鱼米之乡”这种湿地文化景观的源头。

　　良渚在物质文化层面最重要的贡献肯定是玉器。良渚玉器的重要性需要放到不同角度来阐释。从手工业技术上讲，良渚玉器，说是史前石制品制作技术所能达到的顶峰毫不为过。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遗址群内反山、瑶山出土玉器所达到的技术和艺术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唯一性的。同时，良渚也是中国玉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源头之一，“玉通灵”这一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应该说在良渚文化中得到最早、最完整的体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制玉技术的发达和玉文化的发展在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中均有体现，如何通过横向比较来突出良渚玉器的特殊价值需要重点考虑。从技术层面上，手工业达到的专门化程度，体现在良渚纹饰的统一性、玉器形制的规整性上，这些与同时的红山文化、后来的后石家河、齐家、陕北等区域文化有所区别，特别是良渚阶段几乎已经看不到因料制器所造成的同类别玉器材质、体量、形态等方面的多样性，也看不到不同手工业群体背后制作工序和技术的差别——这种玉器成品的“标准化”，体现的是对玉料资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对技术和概念的精准传递，也是社会组织和分工所达到的水平。从玉器的功能上讲，其他文化没有像良渚、特别是良渚遗址这样，表现出对墓葬内玉器摆放使用的强烈而明确的制度性。通过用玉制度来表现社会身份，包括等级、性别甚至地域上的差别，这是良渚社会所特有的、发挥最为极致的一个特点。这反映出玉器在建立、维持和体现早期复杂社会秩序中的功能，这一功能是在其他中国新石器文化没有能够充分体现的价值。

　　第三，良渚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从上述玉器功能引申出来的“藏礼于器”的传统，这种将“礼”体现在特定器物上的表现方式。这一传统，连接了中国的新石器文明和青铜文明，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和结构的稳定性。进一步从更大范围文化比较的视角说，西方纪念碑式的仪式传统的形成，对应东方宗庙式的社会秩序的表现，这个“藏”而不露的物质性是非常值得突出的东方价值观的内核。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