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家属理解、心理压力大、职业缺乏前景

　　福州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福州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负责人郑凯告诉记者,2017年,福建全省完成人体器官捐献34例,今年上半年完成了22例。目前,所有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都必须持证上岗,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十分辛苦,经常需要面对的是患者家属的不理解甚至谩骂。

　　“想要完成一例器官捐献不容易,一般而言,器官捐献协调员接触的10位潜在捐献者中,最多只有1位最终完成了捐献。而且,很多捐献者从协调员第一次接触到完成捐献的时间跨度,都在一周以上,长的有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郑凯说。

　　对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吃苦是必备的素质。今年4月,郑凯所带领团队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林钦就经历了3天不眠不休的忙碌,在福州、厦门、漳州、泉州之间来回奔波,连续完成2例器官主动捐献,3天只吃了3顿饭。

　　“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器官捐献是不被理解的,一些不理解的患者家属在我们第一次和他们交流的时候,都会破口大骂‘人都死了,你们还要摘他的器官,你安的是什么心嘛!’一些家属甚至会推搡打骂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时候,我们只能是暂时回避这个话题,但会继续为患者家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杨昌城说,就算患者及家属无意进行器官捐献,协调员也要将心比心,理解他们的心理,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前,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总共仅有2200多名,与日益增加的器官移植手术需求相比,人才的匮乏相当明显。

　　“器官捐献协调员还缺乏完善的职业激励机制,没有不断提升的标准和渠道,护士可以通过不断努力考级成为高级护理师,器官捐献协调员一直就只是协调员。”薛瑾说。

　　记者了解到,西部一家大型三甲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数量从2012年10名下降到目前仅有的3名,人才流失也让医院很“头疼”。

　　同时,家属的不理解、社会的不认可、繁重的工作、随时出差……心理压力大也是这个群体的“通病”。

　　刘丽伟回忆起自己第一次面对器官捐献者家属时的场景,“我对着家属宣读器官捐献的一些事项,刚一开口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了。那种悲痛又复杂的心情,真的很难受。”刘丽伟告诉记者,一方面,家属面对亲人去世时悲痛欲绝的心情感染着她,让她的心情很沉重；另一方面,自己肩负着器官捐献协调的重要使命,要保持冷静客观,还要用博爱的精神、奉献的精神引导和感染家属。所以很多时候,自己的真实情绪是被压抑的,需要强大的内心才能承受。

　　有一次年冬天,刘丽伟完成一例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从医院出来,已是半夜了,她独自在路边等车,又累又困,一直压抑的心情终于有机会释放,开始默默流泪,最后放声大哭。“协调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我们心理压力真的很大,很多时候只能自我疏导。”刘丽伟说。

　　刘丽伟向记者介绍了她的工作流程:跟医院共同确认见证捐献者脑死亡,与家属沟通协调、办理相关捐献手术,进手术室见证器官获取全过程,手术结束以后组织医护人员向捐献者进行简短的默哀仪式。协助家属把捐献者送到殡仪馆,参与捐献者的告别仪式,对家属进行心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