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协调员薛瑾在安慰捐献者的家属。受访者供图

　　半夜12点,电话突然响起,薛瑾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开车到温江一家医院,一路小跑进重症监护室,和家属沟通协调,待家属同意捐献器官后,薛瑾松了一口气,没有休息时间,又立即联系后续器官捐献具体事宜,“器官等不起。”

　　一次器官捐献成功完成,经常要经历这样的“突如其来”和“争分夺秒”。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做了6年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随时“说走就走”是她的工作常态。

　　在生和死之间搭起希望之桥,在死亡与生存之间“摆渡”——他们是“神秘”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过30万人,面对家属的“谩骂”不理解、公众捐献意识的薄弱,如何将“生命的礼物”延续下去?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如何壮大?记者进行了有关调查。

　　每次生命接力都是“与时间赛跑”

　　“捐献的器官最好在半小时内摘取,不然会影响器官的性能,我们必须全力奔跑,让生的希望得以延续。”薛瑾说,每一次器官移植,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在准备着。”福建省卫计委福州总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杨昌城说,符合条件的供体一般都是因为颅脑外伤或脑血管疾病而脑死亡的病人。意外发生的不定时性、供体心脏停搏后获取器官的时效性,决定了协调员必须24小时待命、说走就走,一忙起来就没日没夜。

　　面对患者悲伤的家属时,杨昌城往往也在内心经历挣扎:“他们已经那么难过了,我要不要去和他们交流,提器官捐献这件事呢?所以,我们第一次和患者家属交流的时候,尽量都不去谈器官捐献这件事,避免让患者家属难过。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工作中,换位思考和人文关怀非常重要。”

　　“今年2月份,有一位患者已经脑死亡了,他是一位外地人在福建工作,家属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也是孤立无援。我们器官捐献协调员前后一共6天时间,帮助他们联系当地的各个部门,为患者家属跑手续,协助他们处理工伤保险相关事宜,协助患者家属维权,为患者家属争取爱心人士的帮助。慢慢地,患者家属被打动了,觉得自己虽然遇到了这么大的打击,但是社会上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他们,支持他们挺过难过,作为患者家属也应该回报社会,让逝者的生命通过造福他人得以延续,于是主动找到我们,要求捐献患者器官。签字的时候,家属含泪签署器官捐献登记表,在场的红会工作人员及协调员也浸湿了双眸,场面非常感人。”杨昌城说。

　　51岁的刘丽伟是吉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2016年度全国9位优秀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之一。

　　自从当了协调员,她从来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不论在干什么,随叫随到。有一次半夜,刘丽伟正在发高烧,刚吃完退烧药出了一身汗,电话响起,有人愿意捐献器官,刘丽伟二话不说从被窝爬出来,赶往医院工作；有一年她与爱人回老家探亲,刚到不久,器官捐献电话响起,她匆忙道别打道回府。“干了这个工作之后,我家里说出门旅游,我从来不参加,不敢走,随时待命。”刘丽伟说。

　　据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至7月初,我国已累计完成逝世后捐献1.8万余例,捐献器官5.1万余个,志愿登记48万余人。

　　这些数据背后,也凝聚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汗水与努力。“捐赠者家属的理解,受捐患者获得重生,生命的延续让这份工作非常值得。”薛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