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广大海外侨胞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华投资的先行者和主力军，是中国面向全球、扩大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华侨华人功不可没。

　　“‘侨’这四十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后，海内外投稿纷至沓来。即日起，一篇篇佳作将陆续刊出，展现华侨华人与中国同行的四十年。

　　——编者按

　　四个十年，四个四重奏

　　颜向红

　　本文作者给奥地利萨尔茨堡市长赠书。

　　素年锦时从指缝跌落，韶华春光在红尘中流过，但，总有一些回声栖息于岁月之树，开出满枝繁花，令我们在花树下流连忘返。

　　四十年，克绍箕裘，弦歌不辍；四十年，风云际会，华章如诗。

　　第一个十年：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北岛《回答》

　　2018年的这个黄昏，我在玫瑰馥郁的塞纳河边，回望1978年夏虫啾啾的麻阳溪，那是我读中学的地方。

　　我看到自己穿着皱巴巴打补丁的衣裤，第二次坐在高考考场中，愁眉不展。第一次是1977年12月，我以14岁在校高中生的身份(未毕业)被学校选送出去参加高考，因惧怕而哭哭啼啼，坚持不去。

　　我们这一代人的作文是通过写大字报练习的，阅读是通过背诵“老三篇”完成的，音乐启蒙是在无数次观看八个样板戏实现的，审美能力是在看苏联、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电影中培养的。小小年纪，一人能把《智斗》从刁德一到胡司令再到阿庆嫂的所有唱段连同过门都完成，《战地新歌》可以从第一册唱到第三册，能背《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瓦西里的台词，会插秧割稻掏粪耘田，挑水打柴养猪卖菜……我们会这会那，就是不会数理化和ABC，梦想高中毕业去插队，做一名光荣的女拖拉机手，豪迈地站在绿油油的田野上放歌。

　　除了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外，压根儿就没想到大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历史大变革之前，往往静若止水，接着便是排山倒海般的壮阔波澜。国家突然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猝不及防中，希望和压力一道从天而降。我的生长之地福建建阳，有朱熹的考亭书院，是宋慈的出生地，在宋代曾是全国三大雕版刻书中心之一，以“图书之府”和“理学名邦”闻名于世，书院林立，讲帷相望，而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泥腿子野孩子对此却一无所知。

　　被绑架似地，我手忙脚乱被逼上考场，在这次俗称为“省考”(各省自行出卷)中，全国570多万考生里只考上27.8万，录取率仅为4.7%，我其实也上了专科线，但爸妈说，还是等正经高中毕业再去好好考吧！

　　半年后，我懵里懵懂再次迈入考场。那几天炎热异常，我握笔的手满是湿漉漉的汗水，在试卷上洇出一朵朵昏暗的花。虽然英语只考19分，但因为不计入总分让我轻松过关，我成为我们县第一中学那年唯一考入文科本科的学生。这次高考俗称“国考”(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610万人报考，40万人考上，录取率仅仅6.6%。

　　后来的四十年里，我总会伸长脖子嗅着那夹杂着地瓜干、爆米花和的确良气味的时节，频频回首自己和整个民族命运改变的那一年。

　　我读的是政治教育，心里没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快乐，而是充满了惶惑。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入学几个月后召开了，“两个凡是”被否定了，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讨论石破天惊，改变了两代人的思维。小小少年很多烦恼，不仅内心疑虑重重，还要囫囵吞枣地啃枯燥的《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粮票、布票、糖票总是不够用，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叫，每一餐都要打半斤米，终于吃成小胖子。班上同学年龄悬殊，有的当过小学校长村支书，有的是或现役或退役的兵哥兵姐。半期考时，忽听说大我一倍的师兄请假回老家，原来，他的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这样奇葩的故事常常发生，令不谙世事的我瞠目结舌。我们宿舍住了八大金刚，从老大老二老三小四到小八一路编号下去，当一众人等气宇轩昂地走进饭店大呼小叫，“老大”“老二”之声不绝于耳，端的像威虎山下来了一票女匪。

　　中文系的才子到各个宿舍兜售粗糙油印的“朦胧诗”集，我们在系阅览室读卢新华的《伤痕》、礼平《当晚霞消失的时候》、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和《芙蓉镇》，由此窥到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抹曙光；在外语系蹭课西方文学，眼前打开了一个神秘的世界之门，由此知道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些西方的思想和作品，冥冥中影响了我后面的人生之路，埋下了出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