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一起来看看在北京的各大高校里，有哪些独具特色的博物馆。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考古与艺术交相辉映

　　北大西北侧，有一池春水。池边绿树掩映，别有一派幽静与闲适。在池边还有一块石刻，上书“鸣鹤园”。在清代，鸣鹤园是皇家“赐园”之一，嘉庆第五子惠亲王绵愉，曾是当年的主人。

　　如今，在鸣鹤园东侧，立有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门前建有晷盘与晷针，这里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所在。为何名为“赛克勒”？这源于博物馆是在美国著名艺术品收藏家、慈善家亚瑟·姆·赛克勒先生的赞助下修建而成。在充满古意的展厅里，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曹宏讲述了这座建筑的往事。

　　赛克勒家族在美国医药营销等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还在艺术以及慈善方面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出生于1913年的亚瑟·姆·赛克勒，后来对亚洲艺术情有独钟。1965年，他设立了同名基金会。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瑟·姆·赛克勒在美国多座城市捐助修建了博物馆，在哈佛大学以及华盛顿，都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

　　亚瑟·姆·赛克勒希望通过提供一座极具现代性的博物馆来帮助中国保护文物。1984年，在遍寻中国大陆之后，亚瑟·姆·赛克勒与北京大学进行了初步沟通，打算在北京大学捐建一所博物馆。1986年9月8日，赛克勒和北京大学签署协议，并举行了奠基仪式。曹宏补充说，“这也与北京大学一直以来成熟的考古学体系以及精良的藏品有极大关系。”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在1992年建成，经过一年的试运行，在1993年5月27日，正式对外开放。可惜的是，赛克勒先生于1987年去世，没有见到博物馆的建成。但是，赛克勒的夫人一直关注着博物馆的发展，2013年，赛克勒夫人被聘为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今年是博物馆成立25周年，博物馆正在筹划25周年的纪念展，过几天，赛克勒夫人也会到北京，参加纪念展。”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走过了25年的发展历程，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通过馆内的藏品，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渊源——1922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时，北大国学门内设编辑室、考古学研究室、歌谣研究室以及明清档案整理会等部门，同时特辟陈列室，陈列收藏的古器物及金石、甲骨拓本等文物。如今馆藏的不少精品便是当年师生们的旧藏。

　　赛克勒博物馆拥有13000余件藏品。对于一家高校博物馆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今正值北大120周年校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也正在举办“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这个展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参与的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主线，展现了博物馆丰富的收藏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考古学方面的成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几乎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都有北大考古专业师生的身影。比如，在今年4月份评选出的“2017年十大考古发现”中，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的发掘，就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完成。

　　在展厅，三件精美的展品并排展出，它们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曹宏介绍说，“这三块是当年的旧藏。”最左边的是一块名为“三色云”的甲骨，它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这块甲骨的卜辞中提到了云、雨和祭祀，特别提到了“三色云”，由此得名。它是著名古文字学者容庚早年为燕京大学购得的千件甲骨中的一件，卜辞清晰优美，是研究商代祭祀和天象不可或缺的资料。

　　中间的是“太禧”铭盘，瓷盘胎质细腻，卵白色釉光泽温润，盘心印有独龙戏珠纹，纹间印有“太禧”二字。卵白釉瓷是元代的“御土窑”，而在卵白釉瓷器中刻有“太禧”的极为稀有。

　　另一件是佉卢文井阑石刻，佉卢文是一种曾流行于中亚地区的文字，约在公元二三世纪传入西域的于阗、鄯善和龟兹等王国，大约消失于公元五世纪中叶。这个刻石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证据之一。

　　展厅里，人们还能看到一个极为熟悉的文物：鹰鼎。这座鼎以鹰为形象，鹰的双眼炯炯有神，大有睥睨天下之势，在外形上，又有着呆萌的外形，这件文物在《如果国宝会说话》中一经亮相，就“捕获”了无数粉丝。鹰鼎是首批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的“国宝”之一，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远古时期”的展厅中，可以一睹其真容。曹宏介绍道，其实，这件文物最初是由北大收藏，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建成，要举办新的陈列展览，鹰鼎便从北大借到了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是鹰鼎的复制件。

　　在博物馆名称中，除了“考古”还有“艺术”二字，因此，艺术展也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重点之一。2007年开始，一位美国教授向博物馆捐赠珍贵的西方版画，他以此希望学生能够开阔视野，了解西方的艺术。十一年间，他不间断地捐献了500多幅版面。今年秋季，博物馆将举办这位教授新捐献的版画展。

　　曹宏在博物馆服务多年，对于高校里的博物馆深有感触，高校博物馆有它的特殊性，“高校里的博物馆，不仅属于学校，还属于社会。”因此，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在管理上也与其他博物馆有区别：面对不同的群体，会有侧重，比如面对学生时，会将课堂搬至展厅，甚至如果相关专业的师生有需要，博物馆还会第一时间开放库房，帮助师生做研究。另外，博物馆如果有展出，会鼓励学生参与其中，“这次‘寻真’特展，整个过程都对学生开放，把学生的培养与展览相结合。”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清华园里的艺术殿堂

　　如今，在清华大学东部，一座颇具恢弘之势的建筑，不仅成为清华师生常去之处，也是校外人员参观清华校园的一处新景观。它便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是由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马里奥·博塔担纲建筑设计。清华师生对这位设计师并不陌生，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不远处的人文社科图书馆，同样出自马里奥·博塔之手。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建成，承载了几代清华人的梦想。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杜鹏飞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建成，缘于1999年中央工艺美院和清华大学两校合并，这无疑是博物馆项目的重要发端。然而，清华大学的博物馆之梦，可以追溯到90多年前。

　　早在1926年，清华学校研究院李济和地质系袁复礼，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主持中国人独立完成的首次科学田野考古，发掘并获取了大量考古资料，在梁启超的倡导下，学校设立了考古学陈列室。1947年，陈梦家、梁思成、邓以蛰又联名给梅贻琦校长写信，呼吁成立艺术系并筹备文物馆。1948年校庆期间，还借生物馆举办了首次较大规模的展览。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文物馆的建设被搁置。

　　1999年中央工艺美院和清华大学两校合并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项目得以启动。然而历经17年，博物馆在2016年才最终得以建成。杜鹏飞说，“由于博物馆迟迟未能建成，一些老先生来不及将手里珍藏的文物和艺术品妥善捐出，带着遗憾离去，真的十分可惜。”2010年6月25日，吴冠中先生正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去世。

　　自中央工艺美院和清华大学两校合并开始，吴冠中就盼着在清华建一座博物馆。生前，吴冠中有一个愿望，博物馆建成后，他将捐赠一批作品。但最终，他没能实现这个愿望。杜鹏飞感慨地说，“吴先生在曾经学习、生活、工作过的城市，诸如巴黎、新加坡、上海、杭州、北京，他都无偿地捐出大量作品给当地的美术馆。然而清华自己的博物馆却没能留住一批吴先生的作品，这是吴先生的遗憾，更是清华大学的遗憾。”

　　不过，无论留下多少遗憾，博物馆最终建成了。仿佛是为了弥补十多年的等待，2016年9月的开馆首展中，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一下推出了11场主题展览：60幅达·芬奇手稿真迹、王国维等130余位著名清华学人的亲笔手札、“清华简”研究成果……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科学、东方与西方在清华园里激荡出非凡的火花。

　　2017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势头不减，接连举办了“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画之路”和“布德尔雕塑大展”等重磅艺术展。前一个展览通过莫奈、马蒂斯、毕加索、苏拉热等大师的真迹，还原1800年至1980年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艺术的发展脉络，而展出的五十余幅作品，皆是首次亮相中国。后一个展览则通过布德尔的48件作品，让中国观众深入了解罗丹最优秀学生的风采。

　　近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又迎来艺术盛宴：“大道成器——国际当代陶艺作品展”以及“融——法国杜尚奖提名艺术家作品展”相继与世人见面。陶艺展向人们展示了全球化语境对中国传统工艺价值的再确认，而法国杜尚奖提名艺术家作品展则体现了当下艺术创作的多元化趋势，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全新的建议和全面的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博物馆中的家与国

　　在高校的博物馆中，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建馆时间较早，展出内容也极具特色。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就开始筹备博物馆的建设。2008年，博物馆正式成立。建馆之初，其展出内容主要以“北国春秋”北方民族文物陈列和校史展为基础。随着博物馆的不断扩大，展出文物及展出内容也不断丰富。

　　“北国春秋——北方文物展”是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内的常设展之一，其藏品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中国北方地区的文物。其中不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精品文物，如辽代的银丝网格围棋盘、木雕彩绘佛像和白釉穿带瓶等。

　　如果说在“北国春秋”的展出能够感受到北方民族豪迈与热血的风云际会，那么在博物馆三楼，能感受到家的温情，这就是全国首家以家书为藏品的家书博物馆。人大家书研究中心主任、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介绍，家书博物馆于2016年10月正式挂牌。目前馆内藏有家书五万余封，从明末到21世纪，时间跨度长达400年。展厅内常设“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

　　张丁介绍，实际上，这些家书在2009年便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2005年，张丁运作一项“抢救民间家书”的文化项目，旨在面向海内外征集民间家书。当家书征集上来后，就涉及到长期的保管问题，于是博物馆的建设就提上日程。但博物馆的建设面临着诸多困难。恰好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建成，为了丰富博物馆的藏品，“抢救民间家书”整个项目组于2009年进入人大博物馆，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成立了家书研究中心。

　　家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等人的13通信件，是《新青年》编辑部同仁之间的通信。除此之外，家书博物馆还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书信。2016年，新中国第一任邮电部长朱学范的后代向家书博物馆捐献了朱学范的书信。

　　不过，张丁介绍，“家书博物馆并不以名人家书为主，更主要是收集普通人的家书。”最近，北京一位外贸系统老干部向家书博物馆捐献了2300多封家书，“截至目前，这是以家庭为单位捐赠最多的家书。”可贵的是，这些家书非常完整，写作时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涵盖了半个世纪的变迁。这位老干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驻德使馆工作，其中有很多信件从德国写回来，而且还有不少他与德国朋友的通信，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面对五万余封书信，张丁坦言，整理起来难度非常大。他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家书进行数字化处理，并生成数据库，让专业人士加以利用。“上海一位社会学家，通过几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书，就写出了一篇非常有价值的论文。对我个人而言，能做的就是进行初步的整理工作，然后留给专家学者去深入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广告博物馆

　　建立中国广告史料数据库

　　试问，谁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明星代言的广告是什么？第一个“爆款”的广告是什么？第一个植入广告是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问题难以准确回答。要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一个好去处：中国广告博物馆。

　　从中国传媒大学南门一直往北走，来到图书馆后，再往东，一栋三层楼高的玻璃幕墙建筑就矗立在眼前，它就是目前广告行业唯一的广告博物馆。

　　不少人在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时，多少觉得有些新奇：广告还有博物馆？这个问题在中国广告博物馆的首倡者之一、现任馆长黄升民看来，却有着另一番的意味：广告博物馆的建立，不仅是中国广告人十年心血的结晶，还是他们对于整个行业现在与未来的审视与思索。

　　2003年，随着广告行业的飞速发展，丁俊杰教授（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教授（现任中国广告博物馆馆长）以及国际广告杂志社原社长刘立宾等三人，发了一封首倡信，倡议建立广告博物馆。随后的一些事情，使得成立广告博物馆的想法越来越迫切。黄升民馆长在介绍这段历史时，讲了一个故事：丁俊杰教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拍摄《中国广告二十年》纪录片时，曾在很早的时候就试图采访“广告界的老爷爷”——最早编写广告教材的徐百益先生，可是一直杳无音信，当团队找到一些确切消息时，发现老先生已经去世了。后来，他们联系上了徐百益的后人，在徐百益后人家里，发现了徐百益留下的大量珍贵的广告手稿和书籍，而他的后人正准备把这些处理掉，博物馆团队便说服后人，收藏了这些史料。

　　尽管当时还没有建成博物馆，但是博物馆团队对于行业的梳理和记录一直都在坚持。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教授、博物馆副秘书长刘英华介绍说，2009年，他们策划了《中国广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消费生活的镜像与流变》展，但因为没有场地，一直拖到了2011年，才在歌华大厦租借场地得以展出。展览在当时引起广泛影响，不仅在全国高校巡展，还到荷兰进行展出。

　　后来，在各方的努力下，2014年9月20日，中国广告博物馆最终向世人见面。中国广告博物馆的开馆展是《浮光掠影 广告流年——年历中的广告印迹》，通过1905年到1976年连续72年的年历广告流变，来透视社会变迁。这些年历也成为博物馆最珍贵的收藏之一。除了年历，博物馆还有很多珍贵的藏品，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美术大师们绘制的广告手稿。博物馆文献中心主任宋红梅介绍，博物馆里有一批特殊的藏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最大的广告与传播集团日本电通进入中国，为中国广告从业者进行培训，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当时日方举办讲座的讲义以及策划案等资料。

　　中国广告博物馆里最大的馆藏，就是从民国时期到当前涵盖16个产品大类、20种媒体类别的13万条广告作品数据库，这也是一部活化的广告发展史和社会生活史。博物馆数字化中心主任黄爱武回答了文章开头的问题：中国广告恢复以来第一个明星代言的广告是李默然代言的三九胃泰广告；第一个“爆款”广告是燕舞收录机广告，“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的广告歌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第一个植入广告出现在《编辑部的故事》里，它植入了百龙矿泉壶的广告。

　　如今，广告博物馆正在筹备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献礼的“中国广告四十年”的纪录片和全新展览。这一次，他们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四处寻找展览场地。 姜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