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被害人家属出示被拐孩子当年的照片。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摄

　　被拐男童大部分卖往紫金县，中间人“梅姨”是谁？

　　从在目标家庭的附近租住，到下手拐走小孩，张维平每次作案前的准备时间，少则十来天，多则一两个月。在此期间，他一边与目标家庭联络感情，让孩子熟悉自己，一边联系中间人“梅姨”，让她寻找买家。

　　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张维平拐卖9名男童，都是通过“梅姨”找到买家。除了一个孩子卖到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其他8名男童都卖到河源市的紫金县——因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当地一些生育能力受限的夫妇，常托人寻找和收养外地男童。

　　“梅姨”当年也在增城一带活动，她确定好买家后，张维平便会伺机动手。两人将小孩带到紫金县等地，约好买家见面。交易地点有时在饭店，有时在马路边，有时在乡下买家的家里。

　　与买男童的夫妇见面时，张维平会为孩子的身世编借口。“我说孩子是我和女朋友生的，自己不想养了，给别人养，要一点抚养费。”他后来向警方交待。

　　判决书显示，张维平9次贩卖儿童的非法获利，除了两次分别为1.3万元和1万元外，其他7次均为每名儿童 1.2万元。每次钱到手后，张维平都会给“梅姨”1000元“介绍费”。

　　“梅姨”到底是谁？这至今仍是未解的谜。

　　“梅姨当时有四十五六岁吧，短头发，讲白话，说话比较快。”张维平在第一次庭审时称，他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是十多年前在增城租住时，隔壁两位老人介绍认识的。

　　增城警方曾向澎湃新闻透露，民警带张维平去找过认识“梅姨”的那两位老人，其中一人已去世，另一名八旬老者处于痴呆失忆状态。

　　庭审时公诉人出示的案卷材料显示，办案民警还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梅姨”的前男友。该彭姓男子称，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六年前就没有联系了。据其称，该女子叫番冬梅。

　　可警方在公安信息网查询，未查到相关年龄范围的“番冬梅”。

　　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12月29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刑侦大队的办案民警告诉澎湃新闻，“梅姨”至今尚未归案，其身份不明给侦查工作带来难度，“如果知道身份，挖地三尺都要把她挖出来。”

　　牵涉一系列拐卖儿童案的嫌疑人“梅姨”模拟画像。 广州增城警方 供图

　　“我希望判他死刑，但又怕他死了”

　　中间人“梅姨”没有归案，张维平、周容平等5名被告人则供认了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

　　在拐卖申军良的儿子申聪一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主犯周容平“作用最重要、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对其判处死刑；同案犯杨朝平、刘正洪被判无期徒刑，周容平的妻子陈寿碧被认定为从犯，判刑十年。

　　广州中院认定张维平拐卖了9名儿童，“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对其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2月28日到法院听了宣判的申军良说，张维平在法庭表示服从判决，另外几名被告人则称将上诉。

　　“累犯”成了张维平的一个标签。在此次判决之前，1999年7月，他因犯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法院判刑六年；2007年3月，他犯盗窃罪被增城市法院判刑十个月；2010年5月，他又因犯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刑七年。

　　2015年8月，张维平刑满释放。但仅5个月后，他因10年前未侦破的拐卖儿童案再次被抓。这次法院认定他拐卖儿童9名，对其作出死刑判决。

　　申军良的代理律师张祥查阅相关案卷后介绍，张维平此前涉及的那两次拐卖儿童案件中，他拐卖了儿童2人。加上此次法院认定的9人，张维平共拐卖儿童11人。

　　“其实还有2名儿童，是他自己供认拐卖的，但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起诉。”张祥介绍。

　　这次张维平一审被判死刑，申军良感到很欣慰，但内心有些矛盾。“我希望判他死刑，但又怕他死了。”申军良担心，在张维平执行死刑之前，如果“梅姨”还没归案，那就缺了“辨认的人”，“这些犯人里只有张维平见过梅姨，而只有梅姨知道我们孩子的具体下落。”

　　此案中，申军良是唯一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家属，他向5名被告人索赔300万元。不过广州中院认为，申军良被拐的儿子至今下落不明，其所受损失目前无法查明；因为失子导致精神疾病的申军良妻子，未提供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等证据。法院以此驳回申军良夫妇的民事赔偿诉求。

　　申军良表示，他与律师商量后，再考虑是否补充证据上诉。他告诉澎湃新闻，下一步他计划将另外8个被拐孩子的家属集中起来，分组到紫金县等地寻找孩子，“已经找了十多年，现在更不会放弃。”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