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纪检监察机关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

　　一起涉黑案件牵出90余名公职人员

　　8月22日，山西省纪委监委通报了对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伟，省监狱管理局副巡视员高奇，省人民检察院原副巡视员贾文声，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关中翔等4名省管干部的处分决定，引起很大震动。

　　“违法为涉黑罪犯减刑提供帮助，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涉黑罪犯被违法多次减刑”……被处分的4人均为政法系统干部，他们触碰了同一条“高压线”——“涉黑”。

　　与这4人被查处紧密相关的，是在山西颇受关注的黑恶势力头目“小四毛”案，共有90余名公职人员牵涉其中。

　　这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山西省纪委监委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及其“保护伞”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责定位，坚决打好扫黑除恶这场攻坚战的一个缩影。

　　“从来没见过一个案子移送了四名省管干部”——

　　主体身份特殊，涉案人员众多

　　“乘胜彻查，办成铁案。”看着省委书记骆惠宁的批示，赵娟感到一阵欣慰。

　　而就在三个多月前，这位省纪委监委第二审查调查室的工作人员思绪还是一团乱麻。自2017年年初转隶以来，赵娟就没“闲”过。

　　“5月16日，我们接到山西省委政法委移送的‘小四毛’服刑减刑期间相关人员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任建华亲自研究部署，第二天就成立了专案组。”赵娟回忆道。

　　“小四毛”，本名任爱军，2018年2月，山西省公安厅发布通报，太原警方再次成功打掉以任爱军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而早在2003年，任爱军就曾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绑架罪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任爱军经多次减刑于2013年6月刑满释放。

　　“不是判了无期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为什么他会提前出狱？谁在保护‘小四毛’？”……

　　一个劣迹斑斑的黑恶势力头目，如何在短短十年间便从无期徒刑变为减刑释放？这令很多太原市民非常不解，同时也是赵娟心头的一个疑问。

　　“省委政法委当时移交了50名涉案人员的线索，一开始我们也毫无头绪，从来没见过一个案子牵连出这么多人的。”赵娟告诉记者，“收到移交材料后，我们连续熬了4个通宵，翻阅了100多本案卷，最终确定了以事立案的思路，将查清任爱军服刑减刑过程中的违纪违法问题作为主攻目标。”

　　今年2月任爱军被查后，省委政法委随即组织调查，公安、检察、法院、监狱各部门也开展自查自纠，但相关涉案人员并没有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反而闻风而动，相互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

　　“这起案件是一起监狱、法院、检察、公安系统人员和‘黑’律师交织的司法腐败窝案。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涉案主体身份特殊，有着较强的反调查能力。”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专案组组长陈学东说。

　　据专案组成员李颖南介绍，有的涉案人员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还经常作为法律专家在系统内讲课，“他们知法、懂法、执法，反调查能力非常强”。

　　此外，还有一些涉案人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他们不乏“二进宫”“三进宫”，主要调查对象任爱军更是“四进宫”。这些人有着丰富的反调查反审讯经验，从一开始就摆出架势对抗调查。

　　为了第一时间攻破攻守同盟，专案组经认真分析研判，果断开展“断链”行动，有节奏、分批次对在一些关键节点起串联作用的重点调查对象采取留置或停职检查等措施。由公安机关协助对一些重点涉案对象实施技术侦查，对重点对象违纪违法活动、主要关系人及活动轨迹开展情报信息研判，并及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由于主攻目标明确，任爱军服刑减刑过程中的违纪违法事实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全部查清。同时，专案组对主要涉案人员其他滥用职权、受贿等行为也进行了深入调查。

　　“我们对省委政法委移交的材料进行了深挖细查，又新发现了一个‘两位数’名单。”山西省监委委员、专案组副组长荣奋刚说。

　　目前，该案件事实基本查明，对12名违纪违法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他涉案人员将严格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从来没见过一个案子移送了四名省管干部。”李颖南在山西省纪委监委案管室工作了11年，在谈到该案时如此感慨。

　　“曾经的坚持原则，让步于打招呼请托，导致发生滥用职权的行为”——

　　“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

　　是什么让这些涉案的公职人员愿意铤而走险，帮任爱军违法减刑？

　　“这起案件中，一些涉案人员无原则打招呼、无原则承诺，以能为人办事为荣，自以为没有权力寻租，实际上却被任爱军等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使减刑屡屡轻而易举得逞。”李颖南说。

　　以山西省监狱管理系统为例，从省局领导到监区领导，基本都由系统内部产生，他们以老乡、同学等关系为纽带结成圈子，相互依托。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减刑必须公示，接受监督。任爱军在汾阳监狱不服管教、严重违反监规、充当牢头狱霸等表现在全监狱上下人所共知，如果在本监狱公示，必遭质疑。

　　为规避“风险”，省监狱管理局竟将其调换到晋中监狱关押，并指令由汾阳监狱准备减刑材料，由晋中监狱提出减刑意见。最后，晋中监狱用汾阳监狱弄虚作假给予任爱军的奖励积分和相关伪造的减刑证明材料，提请将其刑期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

　　“时任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伟多次主动给下面的监狱打招呼，有时甚至催促监狱尽快给‘小四毛’办理减刑材料。”赵娟说。

　　和监狱管理局里应外合，利用关押场所变化规避减刑在程序上违法、实体上作假被发现的风险，任爱军的其他数次常规减刑和重大立功减刑也都是利用这种手段得逞。

　　“曾经的坚持原则，让步于打招呼请托，导致发生滥用职权的行为，为‘小四毛’违规减刑提供了帮助。”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巡视员高奇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

　　在“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的浸染下，本应起到审判监督作用的法院和检察院也层层放水，从院长、分管院长、法庭庭长到主审法官全部枉法裁定。

　　“在‘小四毛’违法减刑过程中，我曾接受他人请托，对其减刑案督促办理。对违纪请托，我既未拒绝，也没有详细问明情况，而是盲目地予以接受，轻率地加以督办。”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关中翔在担任临汾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时，伙同他人徇私枉法，三次裁定减少任爱军刑期。

　　在任爱军等人钱色利诱和黑恶势力威胁下，监狱管理系统有的民警主动为任爱军在监狱内开单间、设小灶，给其玩电脑、用手机提供便利，并纵容其与外界联系减刑事宜。

　　“有的民警甚至以能为任爱军减刑出力为荣，甘当‘马前卒’，竞相主动为他办事。”赵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