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仓里躺着6名患者，胸口贴着半米长的纱布，他们全都做了开胸手术。李呈龙走近13床，拿起一沓护理记录单，上面详细记着每小时的用药、心率、血压、尿量等。“她可能镇静深度不够，昨晚呼吸机拔管后心功能表现不太好，后来又插回去了。加点镇静药吧，我来开医嘱。”李呈龙说。

　　上午10点10分，李呈龙收到手术完成的通知，又回到手术室。他小心翼翼地收起一堆管线，把病床推到二层的重症监护室。不一会儿，患者的血压突然波动，李呈龙赶忙跑去调整用药。“补液、强心、提血压、抗炎……”他嘴里一边念叨，一边打出长长的医嘱单。“在这里工作，事情特别细碎，意外随时会降临。我们好不容易才把患者抢救过来，越是到危急关头，越不能出错。”

　　上午10点半，处理完二层的患者，李呈龙又赶往五层病房。“再去转转吧，隔段时间不看，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从早上接班到现在不过3小时，他已经楼上楼下跑了六七趟，坐着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手机运动步数已经1万多步。

　　“医生经常顶着巨大的体能和心理压力工作，要想保持临危不乱，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安贞医院心外科危重症中心监护室主任贾明说，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重症监护医生，除了要学习各个学科的医疗知识，还要掌握许多外科技能，比如穿刺、气管切开、闭式胸腔引流术等，这有助于医生更全面地掌握各项技能。

　　经验来自观察

　　由于家属不能进病房，医生的很多付出是外界看不见的。但是，无论付出多少心血，医生都无怨无悔

　　1988年，北京朝阳医院还没有重症监护室，23岁的童朝晖被分配到抢救室。“很多人不愿掺和这事，觉得抢救多累啊，还老加班，但我喜欢救活一个人时的成就感。”

　　“救人于命悬一线”，这便是重症监护医生的事业。近两年，H1N1病毒引起的甲流时常造成重症感染。朝阳医院作为治疗呼吸重症最好的医院之一，每个冬天都要收治多名患者。最紧张时，这里16张病床，有14张都是流感重症。而患者大部分是从外院转来的。经过救治，大部分人都能康复出院。

　　“面对重症患者，医生心里时刻要装着责任。有时人救不回来，可能是因为医生水平不够，也可能因为客观条件不行，但很少是因为医生不负责任。”童朝晖说。

　　两年前，童朝晖曾收治一位患者，她气管隆突处长了肿瘤，严重压迫呼吸。医生们几次想把肿瘤烧掉，但怎么也除不干净，这一度让大家感到很气馁。

　　“患者这么年轻，也不像是得了恶性肿瘤，绝不能放弃救她！”那段时间，童朝晖成天想着怎么救人，连晚上做梦都在分析病情。在梦里，他画出一幅气管图，突然灵感闪现：能否通过外科手术，把长肿瘤的气管整段切掉，然后再将两头拼接起来？第二天一早，他就找胸外科商量这个办法是否可行，后来成功实施了支气管隆突成形术。

　　“医生最宝贵的经验，都来自床边的观察。”李呈龙说，很多重症患者都没法说话，这就更需要医生高度关注病情。李呈龙查房有个习惯，他喜欢蹲下来看尿袋，尿液滴得越快，说明患者恢复得越好，他就越感到开心。这是他和患者之间无声的交流。看的次数多了，他只需瞄一眼滴速，就能准确估算每小时有多少毫升。“只有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才能帮助他们减轻痛苦。”李呈龙说。

　　“重症监护医生必须做到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扛得住压力，对得起良心。”贾明说，“由于家属不能进病房，我们的很多付出是外界看不见的。但是，无论付出多少心血，我们都不求回报，无怨无悔。”

　　贾明认为，重症医学水平的高低，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医疗实力。我国重症医学发展迅速，在救治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重症医学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重症医学专业医生大有可为。（记者 邱超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