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最大的财富

　　陪伴在她身边的挚友说，王娅已经整整一个星期粒米未进了，全靠每天两瓶营养液撑着。但记者看到的王娅家却完全出乎意料。不大的一居室，没有什么贵重的陈设，但非常整洁。角落里、茶几上、阳台边，鲜花绿植，生机葳蕤。

　　“我爱花，好着的时候家里养了几十盆，好看极了。现在身体不好，好多都送人了，但朋友们来看我还是爱送花。”一头利落短发加鲜亮的黄毛衫，见到记者，快步迎上来的王娅脸上满是笑意。握手时那皮包骨头的手和低于常人的体温，才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被病魔折磨许久的人。

　　“花送人了，走时穿的衣服准备好了，遗体捐赠的手续都办完了，看我这具身体走了后还有什么用就全部拿去。”一边招呼记者坐下，王娅一边跟陈章武以及基金会工作人员交流她对身后事的安排，“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把房子捐赠的手续办完。”

　　“为什么要这样做？把钱留下来，不是可以用点好药、让自己过得好点吗？”面对一个毫不避讳谈论生死、有条不紊安排后事的人，记者坦陈心底的疑问。

　　“我过得挺好的，要那些钱没用。”

　　“给你们看看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吧。”王娅起身，打开客厅的柜子，小心翼翼地捧出两个牛皮纸袋。

　　从1989年捐给希望工程的100元开始，到给天津市救灾扶贫的5000元，再到给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捐款……七八张保存完好的收据、证书，记录下王娅20年来从未间断的捐赠之路。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高大上，就是自己有些能力，能帮就帮一点。”看到记者为这些证书拍照，王娅赶紧摆摆手，“从小到大，家里就是这样做的，习惯了，很平常。我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床特别好的军用毛毯。有一年天津发大水，我爸妈卷起来就捐了。后来，每次国家号召捐款，我爸都是街道居委会里捐得最多的。我那时就觉得，不管能力大小，‘帮一把’是挺有意义的事。”

　　做起公益来慷慨无比，可对待自己王娅却手紧到极致——家里值钱的“几大件”，是2017年花2000多元买的34寸电视机；她酷爱摄影，下了好几次决心才放下用了多年的卡片机，买了个8000多元的单反；平时穿的衣服、用的包从不超过100元。

　　“我特别不理解那些一个包、一件衣服就要几千、上万元的人，太没有必要了，还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助，应该把钱花在有意义的地方。”王娅的另一笔大投资，是2016年7月花1700元买的第一部智能手机，还是因为旧手机实在是不能用了。

　　正是这笔大投资，给王娅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改变。

　　一段永恒的温情

　　“用上智能手机，我才有了微信，看到了朋友发来的《光明日报》对赵家和教授事迹的报道。”

　　“原来有这样一个人，这么无私；后来又有这样一群人，如此火热。我怎么没早点认识他们，加入他们呢。”直到走进兴华助学基金会已两年多，那种相见恨晚的追悔仍然让王娅难以平静。

　　除了给予孩子们物质上的帮助之外，王娅更希望的是，因为这些资助，孩子们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

　　有一次，王娅资助的一个孩子给她写信，说高考时想要报考师范专业。一向怕打扰孩子学习的王娅着急了，她怕是因为钱绊住了孩子追逐梦想的脚步。她想方设法找到了孩子妈妈的手机号，“我告诉那个孩子，你想学什么、学到哪儿，我都资助你。当听到孩子说就是喜欢当老师时，我的心才放下。”

　　“她永远那么充满活力，根本看不出已经65岁了。”杨志明比王娅还小十几岁，却一直慨叹她对待公益事业的旺盛精力，“在今年8月离开兰州时，她还和我们约定要经常参加基金会的公益活动。”

　　病魔袭来的那一刻，王娅最大的遗憾竟然是，“我再也没有时间参与基金会的活动，为孩子们做事了。”

　　“原来我想着，时间还长着呢，可以慢慢捐。没想到，突然间就有了期限，我必须得加快脚步。”王娅一再说，她太过平凡，不值得被报道。而她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也是希望能像当年赵家和教授的精神感召她一样，为孩子们聚拢起更多的爱心。

　　离开王娅家，已是夕阳西下。朋友们一早买来了肉和菜，杨志明为王娅带来了她在内蒙古插队时最爱的马头琴。晚上，一个兴华基金会资助的大学生也要赶来，和他们一起包饺子、聊聊天。

　　琴声低回，饺子飘香。在王娅心里，这样的温暖或许抵得上任何金钱带来的享受。

　　“这就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女工，善良、豁达、明理。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愿天下长存好人，愿好人常做好事。”返程的列车上，记者收到了陈章武发来的短信。

　　此时，抬眼看看窗外飘零的黄叶，竟也多了些新生的况味。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也许就是王娅追随赵家和所追求的“求仁得仁，了无遗憾”，也是今天我们每个人应该找寻的生命答案。

　　（本报记者 丰捷 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