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住宿一元钱，电影免费看，这是什么神仙公寓？

　　住宿一元钱，电影免费看，

　　是什么神仙公寓？

　　一大早，山东临沂零工市场大屏幕上，电影预告开始滚动播放。晚上7点半，200多名零工早早吃完饭坐在开着空调的会议室里，等着看电影《建党伟业》和视频《贴瓷砖》。举办这样的讲堂，在零工市场已是常态。

　　看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来自平邑县郑城镇崇圣村的徐德保仍意犹未尽地说：“去年我右脚受伤了，现在刚痊愈又来打工，挣点钱供孩子上学。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在家里衣食无忧，在外打工也吃住不愁。”零工市场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把红色电影和技能视频一起播放，既满足了农民工的红色教育需求，又提升了农民工的技能。

　　2011年11月24日，投资2000多万元、设计容纳1072人的临沂市进城务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暨临沂零工市场开张，因为住宿每天收费为一元，被称之为“一元公寓”。近10年时间，坚持收费不涨，水电免费，洗澡洗衣免费，上网上课免费，职业介绍、技能培训、政策咨询、权益维护等服务也是零工市场的重要服务内容。

　　零工市场是一个完全公益性的综合服务机构。兰山区在公寓内设立由人社部门牵头，公安、城管、卫生等部门人员参加的市场综合管理办公室，规范运营这个日均为千名务工人员提供服务的机构。因为疫情防控，2021年加强了管理，1间房仅住2个人，每天消毒1次，并配备了额温枪、口罩、消毒液等。

　　老家郯城县泉源镇的张燕之前在外面租房住，每月300元房租，再加上水电燃气费，每月费用没低过500元。经过比较，她决心在零工市场常住。“我们女工有专门的宿舍楼，每月30元，水电安全都解决了，家里人也放心。”张燕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零工市场积极创新形式，通过举办“零工文化节”，让零工们重温经典、溯源初心。文化节以百首革命歌曲天天播和十部红色电影周周放为主要内容。

　　百首革命歌曲包括《歌唱祖国》《十送红军》《在希望的田野上》《走进新时代》等经典曲目，十部红色电影包括《血战湘江，遵义转折》《建国大业》《英雄儿女》《青春之歌》等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通过文化节，让广大进城务工人员传承红色基因，感悟时代变迁，在增强获得感、幸福感中坚定信念跟党走。

　　零工市场开展的“关爱零工常态送”活动已坚持十年。工会、企业家等社会各界经常为零工送真情、献爱心。送棉被的，送图书的，免费查体的，播放电影的……零工市场已成大爱家园，零工们在这里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为了把零工市场打造成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党的声音的阵地，零工市场针对入住零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开设了“动态讲堂常态讲”课堂，不固定时间、地点、形式，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党的会议精神、大政方针，又有法律常识、实用技能等。

　　“通过吃饭时听广播、收工后进书屋、睡觉前上网课、闲暇间看视频等灵活方式，并保持经常性、常态化开展，让零工兄弟们一边感受进城后的城市生活，一边聆听新时代党的声音。”临沂零工市场负责人、兰山区农民工创业技能服务中心主任张卫国说。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田国垒 通讯员 孙磊）

　　除了山东临沂，全国还有很多地方为农民工设置了零工公寓——

　　靠身份证和一元钱就能度过“缓冲期”

　　　河南焦作打零工者住上“一元公寓”

　　一天只要一元钱，农民工就能住进冬暖夏凉的爱心公寓——这是河南焦作市为服务打零工的农民工出的“新招”。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粉刷工张彦斌，就凭一张身份证和一元钱，近日就住进了焦作市一幢崭新的楼房里。

　　他的新“家”是2018年投入使用的焦作市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在这里住宿一天只收一元钱，因此，也被人都习惯地称之为农民工“一元公寓”。

　　“谁能想到俺碰上了这种好事！”张彦斌说，自己很早就开始外出打零工，尝够了居无定所的滋味儿，很多时候只能住在工地，“现在住进公寓是头一遭。”

　　坐电梯来到农民工服务中心6楼的宿舍，打开房门，只见每个房间摆放着六七张高低床，干净整洁。张彦斌仔细抚摸着柔软崭新的床铺，又试了试卫生间的热水，反复说道，“这次咱农民工可有福气了！”

　　“农民工进城打工都会有个‘缓冲期’，‘一元公寓’为他们提供一个落脚点。在这里，前期安排了260个床位，住宿每天只交一元钱，还能按成本价吃上饭。”焦作市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秉联介绍说。

　　这里不仅吃住便宜，打扫卫生、安全保卫也有专人负责。服务中心大厅还有多个部门设置的办事窗口，提供就业培训、介绍工作、权益维护等多种服务，让农民工上有通道，后有保障。

　　设在8楼的农民工培训教室，可同时容纳200人培训。各种设备一应俱全，农民工大数据信息平台演示中心已经投入使用，“农民工维权一卡通”网络系统服务平台、农民工零工市场和农民工信息数据库正在有序完善。目前，已经有近200名经济困难的农民工报名参加培训。

　　为了解决农民工党员，无组织、无场所、无活动的问题，该中心还设立了农民工党员之家，通过建立农民工微信公众号网络平台，开办“网上大讲堂”和“云上课堂”，定期组织农民工党员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等。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余嘉熙 通讯员 王佳宁）

　　农民工公寓试水“夫妻房”

　　绿萝路31号的宜昌农民工公寓在2004年正式启动，从2011年开始，它尝试性的推出了15套夫妻房，提供给在宜昌的外来务工者家庭。

　　半年过去了，目前居住在“夫妻房”的租户不到一半。尽管他们大部分都表示对这里的住房条件还感到满意，但流动性强、管理维护难度大，成为运营农民工公寓良性循环和维护推广的最大门槛。

　　“孩子的爸爸在宜昌的建筑工地上做事，妈妈也在城区上班。”抱着孙子的沈奶奶从孝感老家来到宜昌才3个多月，看到陌生人的造访，她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房间不算大，摆了两张床和一张床垫，但通风和采光都不错，家具不多，几张结婚照让室内显得温馨了许多。

　　这一室加上厨卫的房间，是农民工公寓标准的夫妻房，住着祖孙三代人。

　　瑞瑞还没有断奶，瑞瑞爸爸在工地上一忙起来，可能几天都回不来，将老人接到宜昌帮忙带孩子，是这对夫妻非常迫切的期望。

　　“我们这里去年才设这样的夫妻房，而瑞瑞一家是今年年初搬来的。”公寓的楼管阿姨孙礼众说，当时瑞瑞的小姨就在绿萝路上工作，得知农民工公寓推出了夫妻房后，就将瑞瑞一家介绍来这里。

　　“主要是价格还合适，而且出门买菜方便。”沈奶奶显然对这里还满意，在附近的路段，确实难以找到同样租金，而且交通方便的住房。“怎么也得比这里贵好几百。”

　　绿萝路农民工公寓管理员说，从去年开始，公寓特地设了15间这样的夫妻房，都在50平米左右。在此之前，“这里只有和宿舍一样的上下铺，都只供工厂的单身工人居住。”

　　夫妻房的设置，让许多农民工感觉到他们的打工生活正在起着变化，“以前和老婆住在一起，只能拉个帘子，旁边都是单身汉，生活上真的很尴尬。”一位已经成家的务工者告诉记者，想单独租房，经济条件又不允许。

　　“这也是农民工公寓逐步开放，希望惠及更多外地来宜昌务工人员的举措之一。”绿萝路社区张书发书记告诉记者，在这以前，公寓只是和部分单位签订协议，集体出租给单位员工。

　　在公寓的2楼，记者看到不少房间内，放置着简易的上下床铺，楼管阿姨王开玉介绍，“这里全部都是单位集体宿舍。”目前，农民工公寓大部分的楼层，还多是这样的宿舍形式。

　　但在运营过程中，社区发现不少单独就业的外来务工者，对农民工公寓的需要更迫切。“他们可能很难找到地点、条件都适合的合住房，全家都搬到一起甚至成了奢望。”

　　从去年开始，除了设置夫妻房外，公寓也开始将最顶层的公寓房尝试向外提供，张书记说，“我们没有太多的限制，只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办理入住手续后，都能以较低的价格租到住房。”

　　社区对农民工公寓的租金有一个封顶规定，“最高不能超过600元。”

　　虽然大部分租客对于这里的居住条件和租金还比较满意，事实上，公寓的夫妻房入住率并不算高。

　　绿萝路社区工会主席邵尉告诉记者，整个公寓内入住的夫妻家庭“不到一半，这段时间搬走的很多。”

　　至于原因，他分析说“可能一方面是务工者流动性大，中间很容易出现空置期，此外公寓的这一举措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同时，家庭对于房间的要求可能更高。”

　　据了解，尽管已经运行了多年，但公寓目前还没有铺设专门的电力线路，“由于电容限制，房间内都装不了空调。”公寓内入住的大部分还是单位单身职工。

　　在采访期间，记者不时能够看到，楼梯上经常有工人们上下进出。“他们的工作时间不固定，有的上早班，有的上晚班，所以经常会有变动。”邵尉说，由于外来务工者工作的流动性大，人员较为复杂，如何保障住户的安全和公寓的运行，成了最大的问题。

　　公寓内的租户往往过几个月或者半年就会换一批，“我们不仅要调和住户们的生活习惯，还要负责治安、卫生等多种问题。”

　　作为农民工公寓的直接管理单位，绿萝路社区正在酝酿在楼道内都安装监控，“这会增加投入，但为了给在这里居住的工人们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认为是值得的。”张书记表示，他正在写申请，争取经费的支持。

　　事实上，在农民工公寓运营近10年来，由政府、各单位工会和社区多方已经投入了300多万。

　　实际上，尽管宜昌的外来务工人口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但农民工住房的建设依然很难满足众多外来务工者的需要。无论是像绿萝路31号这样的公益性公寓，或者企业单位修建的职工宿舍，都为数不多。

　　“建设资金和日常维护管理是推广的最大问题，”作为农民工公寓的直接管理方，张书发深有感触，他表示，绿萝路31号农民工公寓在建设时，存在一定的机遇。

　　“公寓楼的前身是原宜昌市电视机厂闲置厂房。街道工会、绿萝路社区工会考虑到西陵区地处宜昌市中心城区，是商业、贸易、工程建设集中的区域，外来务工人员多，就开始着手实施为农民工提供集中居住服务的项目。”

　　而这一计划也取得了公寓楼的产权方，宜昌国资委的支持。“目前公寓的租金由社区转缴国资委，维护和管理资金全部是社区支持，没有任何利润可言。”

　　记者了解到，此前有部分县市区政府曾有筹划建设农民工公寓的计划，“但由于投资建设方、管理方始终不能明晰，最终也不了了之。”

　　宜昌社科院研究员、社会学家刘开美教授表示，“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是一个城市包容力和吸引力的表现，也需要拿出智慧来加以解决完善。”

　　（来源：搜狐网）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调查:

　　从民工公寓退回至群租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较大的城市群，也是中国较重要的流动人口聚集地之一。《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占整体流动人口比例达83.18%。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在长三角地区，据上述报告，新生代在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60%。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诉求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从“经济型”向“生活型”转变。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他们不再是暂居城市，而是倾向于在城市长期居住，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这些都使得他们对获得城市稳定居住的需求更加强烈。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住在哪？买不起房，没有稳定工作，住房权怎么落实？面对大量外来者的住房需求，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

　　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笔者带领的研究团队在上海、江苏、浙江等9个田野点进行调研。其中，涉及的农民工住房包括城中村出租房、公共租赁房、蓝领公寓、动迁安置房、老旧商品房等多种不同的住房类型。被访的外来务工人员和相关人员达100多人。

　　城中村拆违：居住空间的进一步挤压

　　作为一种特有的城市社会空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低廉的生活成本，城中村往往成为低收入、无住房的外来人口的重要聚居地。在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类型划分中，城中村往往被看成是自发型聚居地的典型。

　　六普数据显示，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边缘和经济相对发达的近郊地区如浦东新区、闵行、松江、嘉定和宝山等区。伴随着“常住化”的趋势，他们已形成以房屋租赁方式为主，城郊结合部为区位选择的居住模式，其中又以“租赁私有房屋”为主。

　　位于闵行区华漕镇的许浦村曾经是上海较大的城中村，因其相对较低的居住成本和紧邻市区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大量的外来人口。据《闵行区统计年鉴2015》，2015年底许浦村拆违之前，全村租住的外来人口达23341人，而本地人口仅有2204人，呈现明显的人口倒挂现象。游离于正规住房租赁市场之外，城中村成了外来者落脚城市的重要聚集地，也是他们寻求解决城市居住的重要方式。

　　与此同时，城中村里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和日常生活图景也构成了社区内部结构化的重要力量。表面杂乱无章的生活秩序下，各种以关系和利益为纽带的结构化力量使得城中村一直以来作为灰色空间被保留和延续下来。经历了短短51天的环境综合整治，原本脏乱差的许浦村面貌焕然一新，道路宽了、河水清了，违章搭建的出租屋少了，近13000名外来租客离开许浦村开始另觅住处。城中村的拆违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居住空间，“住哪里去”成了他们较揪心的问题。

　　蓝领公寓：结合城中村改造的初步探索

　　近几年杭州市创新性地针对低收入、低学历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公租房、蓝领公寓。目前，杭州蓝领公寓的选址方式有两种，一是在城中村改造范围内，利用将拆未拆的酒店、办公用房、学校、企业厂房、集体宿舍、市场等建筑进行改建。还有一种方式是在已拆平但短期内不会有其他新建建筑的地方，优先采用预制装配式结构建筑，建造不超过4层楼高的租赁公寓。

　　位于下城区的王马里蓝领公寓是在农民房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杭州首个蓝领公寓，主要面向下城区内的保安、餐饮、物业等服务性行业外来务工人员。公寓于2018年7月开始投入使用。公寓总建筑面积为5303平方米，由6幢主房和5幢附房组成，房源的85%为单身公寓，其余15%为家庭双人间或套房。同时设有公共卫生间、公共食堂（厨房）、小卖部、理发室等配套设施，公寓周边设立电动车停放位、垃圾收集点等，较好地满足蓝领工人们的居住和生活需求。辖区内的保安、餐饮、物业等服务性行业外来务工人员可以通过所在单位进行申请，符合相关条件即可入住。

　　租金根据户型而定，价格区间为1.03-1.78元/平方米/天，其中较小户型的单人间月租金不足300元。

　　长三角地区中，浙江省在多渠道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方面表现突出，例如杭州市鼓励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单位用临近的二手房作为农民工宿舍，鼓励城郊村镇集体组织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建设农民工集中住宿租住区等。杭州住房租赁管理服务中心的相关人员表示，蓝领公寓是结合城中村改造和解决外来人口住房问题的一个尝试，但也只是杯水车薪，目前政府所能提供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住房还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住房需求。

　　民工公寓：转型之后早已可望不可即

　　在上海，曾经作为探索外来人口住房模式的第一个“民工公寓”，已今非昔比。位于上海西北郊的嘉定区马陆镇是外来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城郊区。为解决外来务工者居住问题，马陆镇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筹建民工公寓。

　　其中，永盛公寓是上海的第一个民工公寓，建于2002年10月，历时约两年，2004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永盛公寓的建设采用了“政府搭台、市场运作、社区化管理”的运作模式，即政府招标、投资方投标建设、政府委托物业管理公司管理。2005年，永盛公寓入住的辖区企业内的外来务工人员达6000多人，入住率超过80%。

　　民工公寓一度成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居住的重要方式。2012年，马陆镇政府引进了专业的社会租赁公司——青客，试图探索出一种代理经租的住房新模式。永盛公寓在此次的摸索中作为试点，青客公司从开始承租一层楼，到一幢楼，再到将永盛公寓全部收入“囊中”。通过代理经租的方式，青客公司对永盛公寓进行了统一装修，摇身一变，原本的“民工公寓”变成了“人才公寓”，然后向市场推出。如今，入住永盛公寓的不乏具有“高学历、固定工作、稳定收入”的白领群体。而对于那些从事低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当年的民工公寓早已可望而不可即了。

　　民工公寓的转型或许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某种程度上挤压了低收入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空间。

　　群租：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由于居住空间的限制和对居住成本的担忧，群租是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寻求解决城市居住的重要方式。

　　位于江苏省常州市西太湖沿岸的湖滨花苑小区是武进经济开发区内首个拆迁安置小区，由原滆湖农场的禾香、临湖等各分场拆迁安置合并。小区内有多层、小高层和连体别墅等不同的住宅。2005年1月开始，拆迁居民分批回迁入住。2017年8月，小区共有常住人口6000余人，其中外来人口4000余人。湖滨花苑小区已成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混居社区。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拆迁，每户居民都可以分到两套或三套房子，因此很多本地房东或者二房东把住宅内部分隔成若干小间，然后分别以每月500元至1000元不等的价格出租，一套住宅里居住十多人甚至几十人。这样的居住模式吸引了大量在附近打工的年轻人。同样在外来人口近70%的苏州市仁文公寓，群租现象也极为普遍。外地租客们表示，尽管保安24小时值班，常有警察巡逻，但公寓内的小偷小盗案件仍然时有发生。

　　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居住方式，“群租”现象折射出他们对城市居住空间的需求，也是他们解决城市居住的重要选择。然而，由“群租”引发的治安、消防、噪音扰民、环境卫生等诸多问题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难题。

　　农民工住房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结构问题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近几年，长三角地区部分城市响应中央号召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居住的地方性配套政策，如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农民工申请公租房、蓝领公寓等，但是很多地方性的政策仅停留在探索层面，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居住问题所产生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在快速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农民工的居住空间被极大地压缩和边缘化。另一方面，对农民工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仍处于不断的探索与尝试阶段。从买不起房到租不起房再到租不到房，居住的不稳定性导致个体难以累积地缘、业缘、信任以及社会支持等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因此难以融入城市并获得城市归属感。特别是对城市居住有着强烈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解决住房困难不仅事关这个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同时对长三角地区整体的人口结构优化、劳动力资源稳定都至关重要。

　　农民工的城市居住问题，不是简单的住房市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围绕住房所生成的仅仅是物理层面的居住空间，而绝非社会关系空间。“落地未生根”是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真实的居住状态。如何在有限的城市资源中保障“常住化”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住权，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这无疑是当下大城市的社会治理需要直面的问题。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田国垒 余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