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记者 黄尖尖

　　1月7日凌晨，上海市区气温降到零下6摄氏度，胡求军与同事们刚完成第二次“扫街”。他是上海市杨浦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按照救助指南，晚上气温降到零下4摄氏度以后，救助组每晚要到街面巡查两次。

　　每年上海的冬天，人们总能看到这样一群穿着蓝色冲锋衣和绿色反光背心的身影，在冷得结冰的深夜里穿梭于大街小巷。高架下、桥洞里，他们与流浪者并肩而坐，耐心劝说，为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人们送去温暖。近日上海经历了寒潮，气温大降，在这期间，救助站每天有两个巡查组轮班扫街。越是寒冷，他们越要奔走在外。

　　很多流浪者不愿接受救助

　　那晚，杨浦区殷行街道给救助队员们报来一条线索。救助车一路疾驰，来到开鲁路，只见一位老伯将身子蜷缩在一间小小的电话亭里。工作人员发现老伯没什么行李，寒潮来袭之夜甚至连一个床铺都没有。电话亭不挡风，队员们劝了又劝：“天太冷了，我们担心你……”

　　按照流浪者日常出没的地点，救助站在杨浦区域内划出8个重点露宿区，包括五角场环岛、鞍山商业圈、国定路美食街、中山北二路高架桥洞、杨浦滨江的杨树浦路沿街、动迁以后的旧改基地，以及叫不出名字的灌木丛、乱草地。

　　深夜时分，将重点区域全部巡查一遍后，胡求军还是不放心，又把车停到长阳路上的欧尚超市停车场。3名工作人员跳下车，往非机动车停车场深处走去。几天前，他们在这里找到一名50多岁的女流浪者。“当初发现她时，她就睡在这个车棚里。”

　　这是一个半开放车棚，四周空旷，完全不避风。车棚中间有两个矮柜拼接起来的“床”，铺着一张薄薄的床垫，就是露宿者的全部“家当”。第一次发现她时，工作人员劝说了很久，她只一味地说：“我不要，谢谢！”她坚决不肯进站，工作人员只好留下了被子和食物。

　　第二晚再去时，女露宿者冻了一晚，已经有点吃不消，但仍心有顾虑。“你先到救助站吃点热的，睡一晚，睡醒了随时可以离开。”胡求军向她承诺，她终于答应进站。那一晚，工作人员将她安排在单独一个楼层里休息，第二天一早准备带她到医院体检时，她决意离开，此后胡求军再也没有遇到过她。

　　“这几天我们每天都来这里看看，她的东西都在，就是没碰到人。”救助站没有更多关于女流浪者的信息，只知道她是几年前从安徽到上海打工，在一家饭店里洗碗，后来饭店倒闭，生活也彻底没了着落。“她说她要找工作，自食其力，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

　　“救助工作的难处在于，很多流浪者不肯回家，也不愿意接受帮助。即便好不容易劝进站，但第二天他们走了，又会再次进入流浪状态。”胡求军告诉记者，在这样的寒夜里，相比找到流浪乞讨人员带回站，反而找不到人才是常态。整晚巡查，最后往往面对的是一床床空空的被褥。“流浪人员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救助站的存在就是在寒冬里给他们一个落脚点，哪怕他们只是进来吃一口热饭、喝一碗热汤……”

　　救助队员成城区“活地图”

　　救助队一组4人，司机与3名救助队员。救助车上随时准备着棉被、羽绒服、棉毛衫裤、饮用水、方便面、饼干等寒冬应急物资。巡查工作一刻不停，救助队员早就成了城区的“活地图”，深谙每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在“扫街”以外，市民热线电话也是发现流浪者的重要线索来源。

　　晚上10时，救助站医生缪爱华接到电话，一位热心市民在平凉街道的马路上发现一名流浪者，将其送到了平凉派出所。工作人员赶到派出所时，发现这是个年仅30岁的小伙子，身穿一件旧运动卫衣，背着旅行袋，看起来不像流浪者。

　　缪爱华给他检查身体时，发现他的精神状态很差，在外冻了好几天，小伙子连话都讲不出来了。“小伙子冻懵了，跟他说话，他不理人，要拍拍他，他才勉强有点反应。”

　　回到救助站，工作人员给他煮了面，一碗面两分钟就吃完了。到医院体检，发现他极度营养不良，严重缺钾。那夜，小伙子在救助站里睡了一个安稳觉，缪爱华每隔4小时喊他起来吃一次药。第二天一早，他终于恢复了精神。

　　流浪者得到救助后，下一步是要帮他找回亲人。“我们向小伙子询问情况，他什么都不肯说，只知道他姓熊。”工作人员从他随身手机的通讯录里找到姓熊的人，电话打过去，终于联系到了他的表哥和妈妈。

　　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小伙子的表哥和爸爸已到达浦东机场。挂了电话，缪爱华没敢告诉男孩，担心他有逆反情绪会逃跑，小心翼翼安抚他的情绪。中午，小伙子终于在救助站与家人相认。“小伙子是年初离家到上海创业，和几个朋友在浦东合租了间房间，后来创业失败，性格执拗的他不肯回家。”

　　“很多流浪者是因为家庭矛盾、工作失败等原因而被迫流浪，我们所能做的是尽力帮助他们进站、回家，等身体和精神状态恢复后再重新出发。”救助队员说。

　　送走了小伙子，救助队员们又陆续上车。寒冬季节里，每天从早上8时到晚上11时，城市的马路上一定有他们的身影。这个点位找不到人，下一个巡查点位还在等着他们。窗外灯火阑珊，而队员们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女孩在救助站第一次过生日

　　1月7日晚上，在离上海2500公里的四川西昌火车站，3名救助站工作人员把流落上海的彝族男孩俄木曲布送回家。1月11日早上，在路上来回奔波了110个小时的护送组成员回到救助站内，看着空空的床铺，三人心里百感交集。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杨浦区救助站承接了上海全市的未成年流浪人员救助保护工作。救助站将三楼开辟成孩子的房间，为上海各区救助站在街头寻到的流浪孩子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给他们一个临时的“避风港”。至今站里共救助了8名未成年人，俄木曲布是截至目前他们送回家的最后一个孩子。

　　14岁的俄木曲布皮肤黝黑，个子瘦小，穿着一件黑色旧外套，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他来自四川大凉山，家中有6个兄弟姐妹。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去年12月，还在上初中的他偷偷跟着几个同乡乘坐大巴到上海打工，后来与同乡失散，工作没找到，一个人流落街头。

　　35岁的董春蕾是救助站业务组工作人员，平时负责联系流浪人员家属，最近她多了个身份——救助站里孩子们的“知心姐姐”。平时流浪人员的生活起居由站内的阿姨爷叔来照料，而对于未成年人，救助站特别安排了业务部门的年轻人进行照顾。每天陪伴孩子之余，更要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因为流浪未成年人在站内的滞留时间往往比较长。

　　俄木曲布去年底在虹桥火车站被发现时，他试图一个人坐火车回家。“上海虹桥到离大凉山最近的西昌站没有直达火车，我们联系了孩子的老家，其父亲说没有能力过来接他，而凉山救助站也表示路程太远，希望我们送过去。”1月5日早上，3名工作人员护送孩子从上海出发，到达成都后再坐上开往西昌的火车，经过两天两夜的路程，终于把孩子护送回老家。

　　“救助未成年人的时候，家属不愿意来接孩子的情况经常发生，有的是因为经济困难，有的是因为家庭矛盾。”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董春蕾都特别感慨。俄木曲布的经历让她想起那个同样是14岁的男孩李杨。

　　李杨的情况更复杂，他的户籍在重庆，但父亲居住在福建。“我们联系重庆救助部门，当地说他家里没有人，让我们联系在福建的孩子爸爸。等我们好不容易联系上他爸爸以后，对方却迟迟不肯来接孩子。”李杨是个处在叛逆期的孩子，学习成绩差，家里人对他很失望，爸爸和哥哥都不愿意管他。孩子在站内待了两个多月，救助站才联系到一位他在重庆的姑姑，愿意暂时接收孩子，以后再带到福建。两个月时间里，站里的小哥哥经常带李杨去跑步、打篮球，孩子变得开朗积极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普通孩子每年都会听到的生日歌、尝到的生日蛋糕，对于10岁女孩刘思嘉来说却是第一次。在送回家的8个孩子中，工作人员总是提起这个让人心疼的女孩。刘思嘉和妈妈老家在黑龙江，母女俩一直在上海相依为命。后来妈妈精神病发作，被送到医院治疗，无人照顾的小女孩就被送进了救助站。

　　“小女孩今年已经10岁，却从来没有正经读过书，幼儿园、小学都没上过。”救助站工作人员教她写字、做手工，发现孩子聪明好学，还是个“小话痨”。“她是个性格特别开朗的孩子，话特别多，一聊起来‘烦死人’。”照顾过她的工作人员发现孩子特别喜欢画画，就给她买了画笔和画纸，那段时间她画了许多和救助站哥哥姐姐在一起的画像。

　　刘思嘉没有户口，但她说知道自己的生日。“孩子没有身份，没上过学，也没过过生日，我们特别心疼。”按照她说的日子，救助站决定给她过一次生日。那天，全站工作人员都忙起来，买了生日蛋糕，买了粉色的气球和丝带布置会场，还准备了生日礼物，一个Hello Kitty小书包。孩子在众人簇拥下，度过了人生中第一次生日会。过完生日后没几天，孩子就背着她的新书包离开了救助站，回到妈妈身边。她在救助站生活了两个半月。“因为孩子没有联系方式，我们后来也没有联系过她。”

　　短暂的救助站生活对于刘思嘉、俄木曲布和李杨来说意味着什么，工作人员们不知道，但他们与孩子之间已经有了难以割舍的牵绊。“我们希望这段时间会成为孩子人生中一段美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