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退休证与大妈的广场舞

　　2004年4月，45岁的鲁文华拿到了一本红色的企业职工退休证。

　　每年3月，她都看两会新闻，从2005年开始，她每年都能看到养老金上涨的好消息，当年10月，她都能如期拿到养老金的上涨部分。

　　从2004年的每月1100多元，经过14连涨，退休工人鲁文华现在每月养老金有4000多元。

　　“国家承认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贡献。”鲁文华说。

　　人，终究躲不过衰老，生病。

　　2017年11月，鲁文华的丈夫患上肝癌三期。这个五雷轰顶的结果几乎击垮了这个家庭。鲁大妈担心的是，一年几十万元的医药费从哪来。一家人商量只能卖房子治病。

　　鲁文华的女儿王芳先去北京同仁医院办手续，医院通知她，在社保卡之外，还要单独办理一个“特病”的卡。第一期化疗结束后，王芳把挂在通州区八里桥地区一处中介的房子给撤了下来。“不用卖房了，社保和特病结算完之后，自己交了2000多元钱医药费。”

　　鲁文华粗略算了一笔账，这一年，陆续花了20多万元的医药费，自己只花了约10%，九成费用都从社保卡里实时结算直接报销了。

　　如今，鲁文华的老伴儿又胖了，医生也说，老人身体不错。鲁文华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

　　鲁文华一家兄弟姐妹逢年过节还是会齐聚大哥家，一家人聊天：“幸亏现在改了社保了，老了老了，就靠社保了。改合适了，企业现在都改制了，老人光靠企业哪行啊。”

　　每天早上7点半 ，鲁文华都会去天坛公园附近跳广场舞，到9点钟左右，回家帮女儿带孩子。她还和当年酒仙桥中学的同学们约着一起去了好几次KTV唱歌，“微信群里一招呼，我们白天去，唱得可高兴了，那家的音响设备效果特别好”。

　　在北京四五环的一些地方，很多KTV白天的生意比晚上还红火。位于朝阳区朝阳路的一家KTV装修得金碧辉煌，一个可以容纳12人的大包房白天“团购价”仅260元，鲁大妈和她的同学们每人花了22元，“欢唱3小时，果盘小吃酒水都管够”。

　　鲁大妈抽屉里有很多五颜六色的丝巾，都是新买的。不久前参加老年厦门游时拍的照片色彩斑斓，鼓浪屿买回来的糕饼还在桌上，她又翻出来厦门买的玉坠和蚕丝被，一共消费了2000多元，“还挺高兴的……同学都买了，我们都消费得起”。

　　广场舞、买理财、带孙子……这些构成了鲁文华这样的中国大妈的退休生活图景。

　　农民工也有了退休证

　　意外的是，在深圳，农民工张凤琼也拿到了一张和鲁文华一样的红色职工退休证。

　　深圳福田，城市的灯光照耀着空地的夜晚，广场舞大妈的身影里有张凤琼。“在这跳舞5年多了。”

　　“您的账户于3月24日收入（社保）人民币1085元”——至今，张凤琼的手机里还保存着2017年3月24日中国银行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

　　“这是我领到的第一笔养老金。”在给记者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还是夏天，张凤琼爱穿一条无袖的鲜红色连衣裙，被染成棕红色的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眉毛修得细长，嘴上涂了和衣服颜色相称的口红。一说话，清脆的嗓音，很快的语速，“川普”的用词，保留着“四川味道”。

　　2000年起，高中毕业的张凤琼在深圳福田的一家药房当仓库管理员，至今已有18个年头了。她从对药物一无所知，到现在能熟记仓库所有药品的名字，工资也从最初的每月1000元，涨到现在被返聘后的3000多元。

　　“在这打工的好多都是四川、湖南的农民工”。如今，张凤琼已经适应了“农民工”这个称呼。

　　张凤琼原以为，退休是城里人的事情，她在这里打工，老了干不动了，就和丈夫回老家，重新修葺破旧的老房子，靠着积蓄、靠着娃儿终老，“农民老了不都是这样子的”。

　　2016年6月，临近退休，张凤琼听到一个消息——“可以在城里拿养老金”。

　　她去当地的社保部门咨询，依据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窗口的工作人员解释，“在深圳，只要你和用人单位依法缴纳了15年养老保险，不管是什么户口，到了退休年龄，都可以在深圳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退休证》，每月有养老金自动打入银行账户”。

　　公司是从2007年4月开始为张凤琼缴纳社保的，到2016年她退休，还不满10年。

　　深圳市有规定，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并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滞纳金分别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张凤琼已超过两年追缴时效。

　　她决定通过行政复议争取补缴费用。2017年1月，张凤琼接到通知——补缴社保费。她和公司的财务人员一起到社保局，发现滞纳金有近6万元。协商后，公司愿意承担2.5万元滞纳金，剩余3.4万元由张凤琼个人承担。

　　2017年3月15日，张凤琼拿到了红色的职工退休证。当时每个月可以领到1085元养老金，今年每个月涨了90元。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早在1982年就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制度，1987年开始在临时工中推行养老保险退休基金统筹。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在深圳退休的农民工有近400人。

　　张凤琼所在的药房，已经有好几位农民工和她一样，通过补缴成功在深圳退休养老。

　　每晚7点半到9点是张凤琼雷打不动的跳广场舞时间，她和丈夫带着女儿的孩子，她跳舞，丈夫遛小外孙。

　　保障的“漂移”

　　2005年，吕著香大妈也拿到了退休证，但是她的生活却没有固定在湖北荆州，而是和张凤琼一样“漂”在深圳，来到儿子的工作定居地养老。

　　2017年5月16日，62岁的吕著香查出患有多发性骨髓瘤，随即入院治疗。3个多月后，吕著香治病花了近25万元。

　　“跟亲戚借了一部分，儿子出了一部分，从养老积蓄里拿出了一部分。”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吕著香一家压力很大。尤其是5月、6月两个疗程的治疗，家里垫付了将近16万元医药费，“报销所需的发票、医嘱、费用明细等单据已寄回湖北老家1个多月了，但不知何时才能拿到报销款。”

　　但去年7月12日起，这一切就改变了，退休职工的那张社会保险卡不光能享受养老待遇，还可以“漂移”。

　　吕著香就医所在的深圳南山区人民医院作为首批对接国家平台的医疗机构，当天就可以进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了。“7月第3个疗程的治疗，出院时用社保卡一刷，分分钟就结算了，很方便。以后的疗程都直接刷社保卡结算，不用再两地来回跑报销了。”

　　年轻人的社保卡也可以“漂移”。

　　因为父亲生病加上小儿子空气过敏，鲁文华的女儿王芳其实在筹划去杭州工作生活。王芳是一家北京市国有企业的财务，拥有“五险二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每个月住房公积金就有近5000元，仅此一项，就超过了妈妈鲁文华的退休金。去年，王芳还获悉，单位有几位普通工人退休，除了每月领取养老金之外，还可以一次支取30多万元的企业年金。

　　王芳还有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基本上“看病就不花钱”。

　　“一直干到退休，两份养老金，肯定待遇非常高。”王芳了解到，这些待遇都可以随着工作转移社保接续到杭州。

　　王芳又担心，北京户口的孩子如何在杭州看病？

　　跟杭州方面咨询后，王芳发现这件事其实非常简单，在杭州办理一张市民卡，她的两个北京户口的孩子就可以在杭州上“一老一小”，也就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完全可以跟当地孩子一样看病就医。

　　如今已经开通102项功能的社会保障卡，背后承载的是百姓更加安稳的生活。

　　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11.5亿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26亿人、13.5亿人、1.92亿人、2.31亿人、1.98亿人。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养老保障网络、健康保障网络，参保率分别达到90%、95%。

　　中国大妈退休的生活无忧，明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让广大百姓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了没有后顾之忧的日子。

　　2016年11月17日，在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32届全球大会上，中国政府被授予“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

　　原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在现场领奖的他听到，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罗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