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里的“圆桌心理对话”。

　　四川省第十批援鄂心理医疗队组长李进。

　　四川省第十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张波。

　　“快快！氧气加上去、体温降下来、控制肺部病情发展，把病人救回来……”

　　在武汉经历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或历经劫难，挣扎求存，或日以继夜，治病救人。无论经历了什么，封城的2个月里，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纵有肉体层层包裹，仍是多有心碎。

　　在封城的日子里，援助湖北四川心理医疗队以倾听，见证了武汉的5827次心碎，也试图缝补，这5827次心碎。

　　【病人】

　　他曾想从十楼跳下去

　　没法给父母送终成最大心结

　　他大概50岁，不爱说话。进入方舱一个礼拜，成天都阴着个脸，要不就自己一个人缩在边儿上，像是在哭。你问话，他什么都不跟你讲。

　　他惦记着为父母送终的事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家人先后感染，在他被送进汉阳国博方舱时，父母已经都去世了。他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神情木讷，医护人员跟他说话，也都像是没听到的样子。攀枝花第三人民医院医生陈仁德随四川第六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到达武汉、进入方舱后，很快注意到了他。

　　“心理介入的第一步，没别的，往往就是聊天。”陈仁德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坐在床边儿，两个男人的对话艰难地展开，“他最大的心结就是父母去世了，他被关在方舱里，没法去殡仪馆，没法送终。”最绝望的时候，男人一个人在家里，很想从10楼跳下来，把一切都结束掉。

　　四川普通话和武汉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一来一往，聊罢，陈仁德站起来告辞，走时说道：“现在特殊时期，除了你，你看这方舱里，900个人都关在这里，没有办法，只有放宽心。至于送终的事，所谓厚养薄葬，只要平时对父母照顾得好，不用在意这一瞬间的不得已。”

　　一周后，陈仁德回访，他已经开始愿意说话，能主动和医护人员沟通，还能时常自己走一走。“行动力迟缓的‘亚木僵状态’好转，是很重要的心理好转迹象之一。”陈仁德觉得欣慰。

　　方舱里的圆桌对话

　　她哭着说，“我后悔过让出那个病床”

　　随着发现的病例增多，陈仁德决定在方舱里开一个“圆桌心理对话”。2月18日这天，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里的四川医疗队从下午2点就开始忙活，想办法找凳子，再一个病区一个病区通知“病人组长”——“我们有个心理咨询会，大家聊聊天啊，都给组里的人说一声。”

　　下午5点，13张椅子围成一个圈儿，除了坐着的人，周围还围着一堆观众，大部分都是女性。陈仁德穿着全套防护服，手里握一只扩音喇叭，开始和大姐大婶儿们唠嗑。有的人愿意讲一讲心里话，更多的人不开口，喇叭传到手里的时候，摆摆手让给下一个。传到第五个人手里，余娟(化名)一开口，眼泪就开始流。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爸都确诊了，在卫生系统工作的朋友想办法给我找了个床位，我当时想着那么多人生病，我俩不算重症，不好意思去占那个床位，就没要。”她的眼泪从眼镜后面落下来，落到口罩上，湿了一片，“后来我病得最重的时候，120排队一百多个人，我一个人在家里，把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一口水都喝不下去，我觉得我快死了，那时候我真后悔没要那个床位啊。”

　　有时候她醒来，还记得梦里大片大片萧瑟的黄色菊花，她常常哭泣，挂念4岁的儿子，担心着幼儿园里自己的学生。

　　所幸伤痛在时间温柔的手里慢慢愈合，和陈仁德聊了几次之后，余娟开始试着重新出发，她主动加入方舱的志愿者队伍，从被救助者转变为救助者。

　　【医者】

　　不愿开口的医护人员：

　　“英雄怎么能出问题？”

　　病毒是无视身份的，压力也是。患者有自己的苦难，医者亦有自己的心结。在武汉，后者往往更加隐蔽、难以介入。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知名心理学专家邱昌建作为四川心理医疗队的“排头兵“，于2月初到达武汉，在展开工作后他发现，最明显的表象是失眠症状。

　　“一线医护人员都太忙了，压力太大。”邱昌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川心理医疗队采取了尽量简化的方式推进工作，“电话也好，网络也好，都力求让他们能有更多时间休息。”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一个关键点是，不希望用英雄主义来包裹医护们的血肉之躯，“几天内可能可以，但如果两三周甚至一两个月周期状态，个人是承受不了的，因为它是反常的。“

　　“心理咨询是需要对象自觉自愿，但是大部分医护人员不愿意开这个口，不愿意主动咨询，都说我没事，我没问题。”作为四川省第十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张波与全省大约50名同行一起，于2月21日到达武汉，核心的工作内容包括对患者以及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

　　然而在实践中，心理咨询工作开展得并不太顺利，“一个原因是大部分国人确实还是对‘心理问题’比较忌讳，认为好像是自己懦弱的一样，不太愿意接纳心理援助；另一方面，医护人员们被抬到了‘英雄’的位置上，那么英雄，怎么能有心理问题？”

　　张波理解这样的称呼出于民众发自内心的感谢和真诚的赞美，“但把英雄这两个字一直安在他们头上，从当事人的角度，有些心理和情绪上的问题会被强行压制或者掩盖下来，得不到及时的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