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田村村民理事会组织村庄卫生大扫除

　　人居环境整治的人手不足一直是个难题，如选择雇人，对村集体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尽可能节省成本，朱田村探索建立义工机制，充分盘活现有人手和资源。

　　义工的来源一开始是公益性岗位人员和政策性村民。全村共有生态护林员、妇女小组长等公益性岗位人员26人，以他们年待遇的20%为基数，按80元每天折算为义工天数，全村共折算总义工日124天。政策性村民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等，无劳动能力或其他特殊情况者除外，这部分村民共调动义工日233天。

　　有了义工机制的保障，朱田村人居环境一天天好起来。不过还不够，村里环境好了人人受益，那么义工也应人人参与。从今年开始，朱田村推广全民义工制，每户村民都要承担5个义工日或出80元每天，以此调动全村村民参与到人居环境共建、共治、共享中来。

　　家禽散养一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痛点和难点，为做好公共区域人畜分离，朱田村动员每户村民采取2个义工、20根竹子、160元资金选择一项的办法履行义务。3个月时间，全村共设置围栅2100余米，这项原需8万余元投入的工程，6500元就完成了。

　　此外，朱田村还在村规民约中规定，全村居民每人每月交1元，作为公共区域卫生保洁费。“村民交钱后，一方面更自觉维护公共区域卫生，另一方面也自发监督起公共区域保洁工作，起到了双向约束作用。”朱田村村民理事会会长何江峰说，如今村子不仅更美了，人心也更齐了。（半月谈记者 闵尊涛 罗晨）

　　朱田村村民理事会组织义工开展竹篱笆围制，篱笆就地取材免费提供，义工自发参与劳动，既提升环境品味，又实现人畜家禽分离。

　　群众热情积小成大

　　一瓶洗发水，就把垃圾分类办了

　　一大早，山东省邹城市太平镇孙坡村保洁员杨芳就开始挨家挨户上门收垃圾。

　　“可回收的放在绿桶里，不可回收的放在蓝桶里，然后称重，给村民打分，再记录到本子上。”杨芳说，1公斤1个积分，每月进行一次兑换奖励，用这些积分，村民可以换日常生活用品。20~40个积分可以换一袋有机肥，40~60个积分可以兑换洗发水、香皂等生活用品。

　　积分兑换物品的日子到了，邹城市香城镇北齐村的环境卫生垃圾分类管理办公室一开门，村民们就围上来说道：“这次积分不少，我要兑换一瓶洗洁精”“我要两块肥皂”……

　　为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邹城市做了大量探索，也走了不少弯路。一开始政府推着群众干，包办代理垃圾分类，保洁员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上门收集。

　　邹城市市容环境维护中心主任步德行说：“那时候，悬挂条幅、上电视做宣传，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给镇村干部发补贴，每年花费约430万元，但农村垃圾分类工作效果依然不好。”

　　邹城市太平镇孙坡村居民分类投放垃圾，保洁员分类收集

　　群众的事情，还需发动群众办。垃圾分类兑换积分模式启动后，村民垃圾分类热情提升，村干部补贴不用发了，宣传费用少了，保洁员的工作量少了，村民还逐渐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半月谈记者在北齐村看到，秀美的小村庄民居古朴、街道整洁、绿化带绿树红花相映。北齐村党支部书记齐士湖说，去年年初，村里召开扶贫动员会，全村1300多人集中在一个会场，会议结束后，地上没有一片纸屑、一个烟头。

　　在邹城，农村垃圾不仅实现分类，而且实现了资源化利用。村民将生活垃圾分为“可腐烂”“不可腐烂”两类。

　　“可腐烂”垃圾由转运员运送至资源化利用站，操作员对送来的垃圾进行称重记录。经预处理对垃圾进行粉碎、挤压、脱水后投放至发酵设备，经过24小时发酵形成有机肥。

　　村保洁员对“不可腐烂”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再按照“好卖”“不好卖”和“有毒有害”的标准分类处置。“不好卖”的垃圾纳入“户集、村收、镇中转、市处理”垃圾收运处理体系，统一运送至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有毒有害”垃圾按相关规定统一收运暂存进行特殊处理。

　　截至目前，邹城市已建成镇村垃圾中转站30余处、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站30处，垃圾分类设施已实现镇域全覆盖，行政村覆盖率达80%。

　　步德行说，邹城市13个镇每年仅需支出约75万元，就完成了全市农村的垃圾分类工作。这一举措节省垃圾分类推广资金约355万元，节省垃圾焚烧处理费用1000多万元。（半月谈记者 邵琨）

　　退休职工发光发热

　　有了热心和事佬，社区矛盾不上交

　　走进浙江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街道打铁关社区，老人们在一起闲适地聊天，孩子们欢快地嬉戏，一幅和谐温暖场景。谁能想到，这里从前是个“乱窝子”。

　　“那时候社区一年矛盾纠纷有100多起，我每天刚上班，就被社区居民堵在办公室，办公室里每天都是吵吵嚷嚷。”斯利民曾是打铁关社区党委书记，说起2006年初到社区任职时的情形，他依然心有余悸。

　　打铁关社区和事佬在调解居民纠纷

　　当时，打铁关社区有3类居民，一部分是拆村入城的村民，一部分是老旧城区的居民，一部分是在杭州购买了商品房的新市民。

　　“社区居民复杂多样，矛盾纠纷和诉求也就非常多元和突出，当时1年的上访量多达几十起。”斯利民说，私搭乱建等引起的邻里纠纷矛盾占50%、业委会与物业的矛盾占30%，再加上原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利益分配问题等，“把我搞得焦头烂额，社区干部明显感觉力不从心”。

　　无奈之下，他们想到了依靠退休党员，成立群众性自治组织，帮助化解矛盾纠纷。于是2008年，以社区退休党员为主体的和事佬协会成立。

　　和事佬协会成立之初就办了一件利民好事。2008年5月，杭州拟打造沿大运河的一条游步道，需要向打铁关和平小区推进20米，不少群众不满并上访。和事佬协会出动，做政府与群众的居间调停人，最后说服群众同意向小区内推进10米，让出的10米空间如今成为大运河的游步道和绿化区。小区居民饭后沿着大运河走走，生活质量也大大提高。

　　“做和事佬要受得了委屈，耍得了口才，镇得住场子，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副热心肠。”今年61岁的王月华，2016年成为打铁关社区和事佬协会的一员，她说，除了调解居民矛盾，更多的时候，他们更像是居民的知心大姐或知心大哥。

　　据了解，每年社区都会统计和事佬调解的矛盾纠纷，经认可的，根据矛盾纠纷的大小、性质等，给予每件20元至50元不等的补助，但很多和事佬本身是退休职工和党员，觉悟较高、加上又有退休工资，没去领这份钱。

　　“因为有了和事佬协会，没花多少钱，社区就变得越来越和谐。近3年来，社区矛盾纠纷类的投诉量每年下降25%以上，而找和事佬协会调解矛盾纠纷的每年增长10%以上，基本做到了矛盾不出社区，社区干部也可以抽身出来搞好公共服务了。”打铁关社区党委书记盛珺说。（半月谈记者 李平）

　　（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14期 原标题：《虽说花钱少，治理也能搞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