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吴坎坎(右二)在云南盈江灾区安抚受灾群众。

　　爱国情 奋斗者

　　11年很长，也很短。

　　11年前，参与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时，吴坎坎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的一名研究生。现在，他是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

　　“我最自豪的，就是完成了心理所前所长张侃老师的心愿，初步建立了心理援助的全国联盟和长效机制。”吴坎坎说。

　　最近这一年，他去到四川宜宾、贵州水城等多地。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心理援助，哪里就有他。前不久，他才从四川宜宾地震灾区返回北京。

　　当年抱着“喝喝咖啡、聊聊天就能赚钱”的美好愿望报考心理所的吴坎坎笑称，如今只做到了能经常“聊聊天”。

　　执拗地在依然小众且相对不太主流的灾后心理援助领域里摸索，吴坎坎说，这个过程虽辛苦，但却让他倍感欣慰。

　　第一次觉得“心理学有用”

　　吴坎坎第一次接触灾后心理援助，是在2008年。

　　那年，汶川地震猝不及防地让许多人失去了家园、亲人。地震发生后，在时任所长张侃的推动下，心理所迅速组织心理援助工作队开赴灾区。

　　这是一次倾心理所全所之力的行动，这也是国内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心理援助。

　　吴坎坎的导师也在援助队伍中。他很想去灾区，就给导师发了一封申请邮件。导师认为他没有太多经验，还是等情况稳定一点后再来。2008年6月12日，在地震发生后一个月，吴坎坎来到了北川，协助心理学专家工作。

　　那是吴坎坎头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大规模的死亡，也是第一次发觉“心理学有用”，它能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甚至可以救命。

　　对于国内的心理援助来说，2008年是个分界线。此前，心理援助活动只是零零散散地展开。汶川地震后，国内开设心理学专业的高校几乎全部派出师生前往灾区，心理援助也开始为公众所知。

　　虽然学了多年的心理学，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对如此庞大的受灾人群，特别是丧亲家庭的悲痛欲绝，吴坎坎手足无措。

　　他只能多看多听多学多做。“早期在灾区的工作性质类似义工，我基本什么都干过。”吴坎坎说，等真正开始开展专业的心理援助后，让他感到最难的，就是如何与援助对象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

　　灾区内的东方汽轮机厂受灾非常严重，为保证安全，整个工厂的家属区在灾后就被封锁了，厂内职工只能在限定时间内把家里的东西搬到临时板房区去。

　　为了迅速和这里的职工熟络，吴坎坎常去帮他们搬家，虽然每天都累得全身酸痛，但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东方汽轮机厂职工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攻克了工作中最大的难关。

　　吴坎坎持续在四川绵竹和德阳待了近两年的时间。此后，他的脚步一路追随着灾难发生的足迹，走到了玉树、舟曲、盈江、彝良等十几个灾区。

　　点滴摸索成就专业规范

　　11年前的那场地震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吴坎坎。

　　毕业后，吴坎坎留在心理所工作，成为全国极少数的全职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人员。当年一起读心理学硕士的40多个同学，只有他留在了灾后心理援助领域。

　　沿着张侃所长及前辈的脚步，吴坎坎开始思索如何将灾后心理援助做得更专业。

　　在汶川地震期间，全国心理学专业师生蜂拥而至，但由于经验不足，发生过频繁“骚扰”灾区民众、揭伤疤等事件。

　　“我们最开始也不太懂，往往就是拿着评估工具走访群众，比如你家里有没有亲人去世之类的。”吴坎坎说，但这种揭伤疤的做法适得其反，“甚至当时有种说法叫‘防火防盗防心理’”。

　　“我们现在就不会拿着问卷去了，而是将其默记在心里，在建立关系后，等待访谈对象主动敞开心扉。”吴坎坎说。

　　这么多年心理援助工作中，吴坎坎一直难以忘记的，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这个女孩因受惊吓变得自闭、不爱说话。在心理援助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她逐渐变得开朗，并成为小志愿者的组长。

　　“等我们离开时，她追着我们的车跑了很远。”吴坎坎说，当时的他感动又心疼。他意识到，太过亲密的关系给孩子们带来的二次心理伤害同样不容忽视。

　　“对孩子来说，如果志愿者、心理咨询师与他们太过亲密，孩子就会特别喜欢黏着你，感觉你能替代他们已经去世的亲人。但实际上，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服务时间再长，也终究是要走的。”吴坎坎说，“所以后来我们在与孩子们相处时，就会注意自己的身份，也会告诉孩子我们会离开的时间，让他们慢慢接受，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以心理所这支“国家队”为主力军的中国心理援助，就这样在一点一滴的探索中逐步规范、成长起来。

　　基于这些实践，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理论也不断进步。近年来，吴坎坎参与探索了适用于国人的心理创伤诊断标准。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心理援助技术平台，建成了拥有38万名受灾群众的包含多项生物与心理健康指标的数据平台，并形成了系列流行病学、症状分类和临床干预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