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公交车司机和乘客发生冲突而引发的安全事故屡见不鲜，一个月前发生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又将公交车安全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各地公交系统随即出台了相关政策来确保公交安全。11月22日，山东青岛交运温馨巴士将驾驶员右侧第一排座位正式设为“守护员专座”，俗称壮士座，同时在公交车内张贴了“人人争做守护员”等宣传标语。旨在当守护员发现有人与司机发生争执时，能够立即进行劝导制止，确保乘客的乘车安全。然而壮士座的设立真的能够有效制止公交车纠纷事故的发生吗？

　　安排壮士座的初衷是想通过社会公众的监督力来制止司乘之间的纠纷，这种采用非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做法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的思想体现，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次公民正能量的传递。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守护员专座”执行细则不明确，实施缺乏可行性。这个公民志愿性的“岗位”，有责任心的人即可担任，选择范围过于粗放，这可能导致交运巴士部门所设想的守护者形象与乘客心中所想的守护者形象发生偏差，这种信息不明确所带来的纠纷成本往往比设立它的初衷所带来的效益要大得多。试想如果一个情绪易激动的乘客担任守护者，那么会不会矫枉过正，与普通乘客发生争执。再或者守护者在劝阻的过程中伤到了闹事者，这个责任该由谁来负？并且对于那些没有看清标识或者根本不知道此项规定的老人一旦不小心坐上了这个座位，却又没有能力制止纠纷，那么是否需要让他们让座给年轻的壮士呢?种种未知的事件，而青岛公交却没有细致考虑而且盲目的设立所谓可以维护和谐乘车氛围之座。

　　其次“守护员专座”极可能引起两种极端现象的发生。如果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来进行纠纷劝导制止，那么这样的一个座位就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而若所有人都来争当这个守护员的角色，那么又该把位置让给谁呢？面对这样一个公共“岗位”，其实公交部门并未给予守护员相应的实权与保障，那么在劝阻的过程中又该如何使闹事者信服，又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制止，未能有效解决纠纷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又要陷入更深的窘境。

　　危害公共安全的成本高昂，乘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司乘纠纷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乘客认为公交车上争吵的犯罪成本太低，容错相对较大。可是如果我们把乘客与司机之间的矛盾转化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安全之间的较量，那么成本是否依旧低廉？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实害结果，只有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出现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在这里我认为在公交车纠纷中成本可被划分成两类：一种是必然成本，即指乘客在与司机争吵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受到舆论的异议与社会道德的审判，而另一种则为可能性成本，即指乘客的争吵行为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危险结果，包括法律的严惩以及全车人的生命安全。大多数乘客在争吵的过程中只考虑到了必然成本，往往用一种侥幸的心理去逃避可能性成本的发生。而事实上，闹事者的实际成本应该是两者相加，这样算下来成本可就不低了。

　　法律的改进往往具有滞后性，但规则意识的改变应该从现在开始。设立“壮士座”来维护公交巴士安全的做法在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假想，并非不可行，但从目前来看仍然缺乏全民规则意识的肥沃土壤，而想在短时间内健全群众的规则意识，单靠呼吁倡导和大众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利用严格的法律规范来提高纠纷成本，让纠纷成本可见、可预知，让大家敬畏法律、敬畏规则，才能够真正杜绝公交车纠纷的重演。

　　纵观全国各地出台的公交安全政策，无论是青岛设立的“守护员座位”、还是南京刚出台的公交司机“委屈奖”和隔离驾驶门，其实都是在潜意识中维护司乘纠纷发生的外部环境，而事后追责、亡羊补牢的处理方式并不能让所有人改变自己的固有观念，只有当相关政策法规深入人心，普法开来，让人们在情绪左右的行为下权衡利弊成本，主动对危害公共安全行为说“不”。当然，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仅靠政府的强制政策是不够的，更多时候还需要舆论的监督，公众的谴责。要恰当的利用政府公信力，通过媒体机制和法律规范不断约束、谴责越轨之人，让违纪者时刻心存畏惧，不敢逾越红线，用舆论的高压态势和高昂的犯罪成本促进公共安全意识的提升，才能够真正将“公交纠纷行为”赶下车。

　　文/闻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