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屏幕上放的多是综艺节目，胡根伟都懒得看上一眼。直到世界杯开赛，大小屏幕都锁定世界杯，也锁定了他的目光。

　　千里之外的北京，簋街上也是同样的场面。簋街的街道更长，宵夜店更多，看球的人和播放球赛的屏幕也更多。店门口也同样有蹭屏幕的外卖、代驾小哥。

　　一家店外露天摆着大屏幕，外卖小哥向华倚在电动车上，和同事们一边分吃几袋零食，一边等单。他偶尔抬头，从人群的缝隙里，远远看一眼屏幕。

　　屏幕前围着的，有闪送小哥、代驾小哥、外卖小哥……这些人彼此陌生，却会讨论几句场上的形势，偶尔飘出几句国骂。大伙儿此时只有一个身份——球迷。

　　球迷的快乐是一样。杭州的一个工地没有无线网络，工友们轮流负责提供手机、充电宝和啤酒、小吃，制作了详细的流量分工表，排好班拿各自的手机看球赛直播。

　　韩国队连进两球的那一夜，北京簋街上所有的店里，一瞬间都发出了呼喊声。整条街都沸腾了几秒，一个原本坐着蹭屏幕的代驾小哥直接跳了起来，钻到店里想看个真切。

　　那场比赛，胡根伟买了德国队赢，没想到韩国队却爆了个冷门。眼下这场是巴西队对战墨西哥队，16晋8的淘汰赛。巴西队是他喜欢的球队之一，一张买了巴西队获胜的彩票就在他裤兜里揣着。

　　电动车把手一拧，他的车子在夜色里蹿了出去。风从耳边擦过，头盔里闷着的汗吹干了一些。

　　建国路算是杭州老城区的中心地段，马路算不上宽敞，新修建的写字楼高高插向半空，后头躲着“拆迁不起”的老居民楼。一条新的地铁线路修到了附近，马路中间被圈出一长串建筑工地。

　　街角有一家网吧。两个穿着T恤、短裤、大拖鞋“球迷标配”的中年人坐在电脑前，耳朵上套着耳机，一边撸着胡根伟送过去的烤串儿，一边盯着屏幕看球赛。

　　“都是打工的，应该是怕吵到家里人，或者不想在家听到老婆抱怨吧！”他猜。

　　往常夜里点餐的，大多是半夜加班的白领，打从世界杯比赛开始，就以球迷居多了。给球迷送餐的时候，胡根伟可以趁机瞥一眼屏幕。几秒钟的时间很难恰好赶上进球之类的精彩场面，最多来得及看看球在哪一方的脚底下传控。

　　他送餐路过了各种各样的屏幕，有家店直接投影在一整面墙上，那是胡根伟看到的最大的屏幕。有的店把几块小屏幕拼成了一个大屏幕。还有一面巨大的屏幕，常年投放肯德基的广告。世界杯期间，这块屏幕虽然没放过比赛，好几条广告却都蹭了足球的热点。

　　有时胡根伟送餐到住户门口，屋子里如果有比赛的声音传出，他会忍不住问一句比分如何。

　　他正送的这单，是一群在啤酒屋里看球赛的顾客，点了小吃下酒。顾客在二楼，胡根伟拎着餐盒上楼，刚上了两阶，楼上楼下同时爆发出一阵呼喊。

　　这时，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到40分钟，巴西队的中锋热苏斯突破到了墨西哥队的球门前，抓住一个小角度起脚射门，这一球被墨西哥队的门将奥乔亚及时拦住了。

　　胡根伟几步跨出去，奔上了二楼，把餐盒送到了客人桌上。

　　他该下楼了，他的手机刚才又响起了提示音，下一单正等着他取餐。他在原地站了两秒钟，才往楼梯口走去，眼睛却忍不住黏在屏幕上。

　　“吓我一跳。”他说，“听着他们欢呼，还以为进球了呢。”

　　兄弟，天气太恶劣了，我们不急你慢慢送

　　绿灯亮了，胡根伟骑着电动车，从十字路口飞快地穿过。深夜车少，大货车却多了起来，都是“白天不让上路的”。一辆十来米长的大罐车从他旁边轰隆隆地驶过。网上经常有外卖小哥出车祸的新闻，他认识的人也出过几起。

　　同一时间，巴西队的内马尔铲射破门，踢进了当晚这场比赛的第一个球。

　　胡根伟的同事陈双喜买了巴西赢，眼下却顾不上高兴。陈双喜刚挨了一个差评，正在懊恼。他的手机响个不停，太多的订单进来了。他晓得自己肯定送不过来，忙着在烧烤店门口找别的同事，把订单“转出去”。

　　一个差评意味着30元钱没了，如果被投诉服务态度差，不论任何理由，都要被罚款300元，“申诉都没用”。差评如果不是因为延误，倒可以申诉一下。

　　胡根伟眼下的这一单就快要延误了，顾客起初写错了地址，让他跑了冤枉路。新地址的单元门又紧锁着。钥匙锈了，他费了一番功夫才打开，手机也一直提醒他“快要超时”。他一步两个台阶跑上了6楼，深夜里，成年人拇指大小的蟑螂被楼道里突然点亮的灯光吓得飞窜。

　　他的车搁在楼下，后座的送餐箱里还放着另一单的餐。杭州治安还好，很少丢单，但也不是没丢过，那就只能外卖小哥自己赔付。

　　胡根伟从没被投诉过，但差评还是背了一些，平均每年五六个。有一回他送餐去一所学校，点餐的人是一位老师，备注里专门写了“不要打电话”“东西放在门卫后发信息”。胡根伟赶过去只用了20分钟，他小心翼翼按照对方的要求，没打电话，放下东西发了短信。回来一看，却还是挨了个差评。

　　“我打电话问了，他说点错了不好意思，我就没说什么了。”胡根伟哭笑不得。

　　最让他郁闷的一回，他把餐盒送到了一个办公室。屋里只有一个人，自称是点餐人的同事，让他把东西放下。

　　“我给顾客再打个电话？”他问。

　　“不用，我帮你给他。”对方阻止了他。

　　胡根伟去送下一单了，半个小时后他接着个电话，刚才那个点餐人在电话里头跟他道歉。原来，那位同事想跟点餐人开玩笑，故意把餐盒藏起来了，对方等了半天没等着，随手点了个差评。

　　“没事，没事。”胡根伟也只能笑着回答。

　　他也遇见过暖心的事儿。那天下着冰雹和小雨，他穿着雨衣等着取餐，那一单的顾客打了电话过来。对方是个外国人，用别扭的中国话说：“兄弟，天气太恶劣了，我们不急，你慢慢送。”

　　“非常感谢你的理解。”胡根伟当时就有点感动。

　　等他把餐送到，那位外国顾客打开门后，用手挡住了他递餐的手，拿出20块钱塞给他：“兄弟，你太辛苦了，天气太恶劣了，这是你的辛苦费。”

　　胡根伟反复解释自己不能收小费，顾客又说，“你不接我就不收餐”。胡根伟假装接了，拿钱的时候用双手托住餐，在袋子上抠了一个洞，把那20块钱塞进去，递给顾客，就赶忙跑了。后来他在系统里看到，这一单得到了一个16.6元的“打赏”，还有用“别扭的中国话”写的好评。

　　钱和好评都是次要的，让他把这件事记到现在的，其实是那几句“兄弟”。

　　外卖小哥总能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儿女每天中午给空巢老人点一份午饭，有刚失恋的男青年，非要拽着外卖小哥陪喝酒，不喝就“投诉”“给差评”，有一些小餐馆的服务员，也会叫别家的餐尝尝。

　　这一两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了点餐大军，附近的地铁工地，时常在中午点许多份炒饭，每份饭只卖十块钱出头，点多了还有满减优惠。

　　一个女顾客点了份黄焖鸡，胡根伟爬了5层楼送上去，敲门没人应，打电话问，对方请他帮忙把门口的垃圾带下去。

　　“饭你自己吃，辛苦了。”

　　胡根伟乐了，猜到对方是不想下楼，又不好意思平白叫外卖小哥帮忙扔垃圾，干脆点份餐犒劳他。

　　那份黄焖鸡他果断吃了，“必须吃啊！两大袋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