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为国选才的重大使命

　　所有的故事总要有个开头。1977年恢复高考，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

　　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告诉记者，恢复高考最直接的动因就是国家对人才的渴望。

　　顾明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缺资金，二缺人才。要资金，就得开放，引进外资；不仅引进外资，还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但引进技术以后，谁来承接这个技术呢？必须要靠人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可见作为选拔人才工具的高考有多么重要。”

　　的确，在许多关于恢复高考的重要历史文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求贤若渴的心情。

　　在1977年5月所作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这个美苏中三国“120∶90∶20”的数据，在邓小平同志之后的讲话中被反复提及。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曾任中国焊接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机械系主任。1977年8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潘老就是与会代表之一。

　　据潘老回忆，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在会上发言说，当时清华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人只有小学水平，到校后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当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表明，为现代化建设储备人才刻不容缓，恢复正常的高考选拔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1980年到1982年间，1977年、1978年考录的共67万多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做“金77、银78”，对当时人才稀缺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些大学生们像金银一样珍贵。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介绍，恢复高考后3年入学的90多万学子毕业后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批人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中国的经济起飞和高考制度有着重要的关系”。

　　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

　　除了选拔人才，实现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公平也是高考制度的题中之义。在恢复高考40多年的历史中，从来不乏寒门贵子的佳话。

　　中科院院士、北大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平文仍清晰记得，年少的他为减轻家中负担，走街串户卖冰棍的情景。因为家境贫困，一家人全靠父亲种田糊口，张平文几乎不敢憧憬自己的未来。

　　1984年，高考成绩全省前十的张平文被北大数学系录取。“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高考，很多像我这样农村地区的孩子可能走不出来，更不可能做学问。”张平文说。

　　对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院长周宝英来说，高考不仅是一次考试、一项制度，更是一种意义深远、蕴含丰富的精神，一种为理想奋斗的精神，一种公平正义的精神。

　　“高考制度本身以公平为导向，体现的是唯才是举，是‘不看老子不看面子不看票子看卷子，不拼爹不拼娘不拼关系拼分数’。在高考制度下，每一位公民都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努力、去竞争。”周宝英说。

　　在顾明远看来，高考这种不论家境不论出身，人人皆可成才的公平性，可以视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某种延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让普通人也能通过考试实现向上流动。高考如今也成为了保障人才流动的机制。”顾明远说。

　　“高考同时还促进了教育公平。”顾明远认为，教育公平不是教育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教育机会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在我看来，给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最公平的教育。”

　　40多年来，高考始终佐证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信条。高考制度的存在，使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高考让广大人民群众相信，通过努力学习知识，就可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从而改变自身命运，使未来更加光明，人生更加精彩。（本报记者  韩维正  彭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