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种草坪 调整建筑高度 拆除广告牌匾 原市城乡规划委主任赵知敬——

　　40年长安街规划 尽显大国气象

　　上世纪90年代的长安街复兴门，整治前很多建筑顶部竖立着广告牌匾

　　上世纪80年代的天安门广场，以旧城中轴线为主轴

　　上世纪90年代的东长安街，商业办公楼数量增多

　　赵知敬参与编辑《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一书

　　说起与长安街的“交情”，年过八旬的赵知敬最先想到的是中学时第一次在长安街参加的义务劳动。没想到的是，这条街与他后来的职业生涯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赵知敬是原北京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主任，他曾数次用脚丈量着长安街的每一寸路面，对这条街道的发展更是如数家珍。后来，赵知敬成为《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一书的编委会主任，又将各方对长安街的研究收入其中。

　　80年代

　　曾有人建议天安门广场种树

　　为迎接国庆40周年，1985年，北京市委、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撰写了《关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规划方案的报告》。该方案明确，长安街的建筑要充分体现“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的内涵。

　　赵知敬回忆，85版方案是在1964年长安街规划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规定长安街的红线宽度为120米，天安门广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00米，以旧城中轴线为天安门广场主轴，北京站前、新华门和民族宫为三条副轴；建筑高度上，东单到西单控制在40米以内，东单以东、西单以西控制在45米以内。方案还提出，除现有的天安门广场，东单和西单各建设一处体育广场和文化广场，复兴门立交桥和建国门立交桥的周边空地进行绿化。

　　“当时有人认为4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是否太大了，建议在广场上种树，方便游人乘凉休息。但如果在天安门广场上大范围种树，会影响广场的开阔感。”赵知敬说，天安门广场主要是为了集会的需要，只在广场内的两侧种了两片草坪。

　　在85版长安街规划既要“现代化”，又要“民族化”，以及严格控制新建筑高度的指导下，上世纪80年代，长安街的建设进入一次“高峰期”。根据《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的统计，当时建成的建筑包括西长安街上的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民航营业大厦，东长安街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关总署、东单电话局、国际饭店、外经贸部。即使多年之后，这些建筑依然成为长安街上一道道亮眼的风景。

　　90年代

　　东方广场调整高度保住长安街天际线

　　当历史进入上世纪90年代，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以及房地产开发热潮如火如荼，长安街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社会经济大潮的影响。

　　“外资及国内外金融机构先后入驻长安街，商务写字楼和商业娱乐设施增多，建筑形象强调时代感和商业感。”赵知敬回忆，那个时期为了用经济手段解决公共设施的维护问题，巨大的广告牌匾充斥在各大建筑上。直到50周年大庆前对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整治，才彻底加以纠正。

　　在《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一书中，北青报记者找到一份上世纪90年代长安街的建设“清单”，建筑的类型可以梳理为以下几类：包括全国妇联办公楼、交通部在内的政治性建筑，北京图书大厦等文化设施，东方广场、中粮广场、恒基中心等商业办公楼，国际金融大厦、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类建筑。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长安街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有14座，占总数的67%，而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17%。

　　这其中，关于东方广场的建设引发规划界的关注。“原来设计的是一栋长400多米、高80多米的庞然大物，比85版规定的东单到西单建筑控高40米，高出了一倍，如果楼盖起来显得鹤立鸡群，北京旧城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将被破坏。”作为亲历者，赵知敬告诉北青报记者，多位专家将问题反映到中央，东方广场的设计被要求重新论证，最终分成三组建筑，每组又分为3—4栋，弱化了建筑体量。三组建筑的高度也从西到东降到50米、60米和70米。后来在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推动下，东方广场又进行了调整，高度最终降为48米、58米和68米。

　　在赵知敬看来，东方广场控高调整后，整体建筑风格并没有打破长安街的天际轮廓线，这也是长安街在发展中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

　　世纪之交

　　长安街拆除3000块广告牌匾

　　1999年，共和国迎来了50周年大庆。在此前的1998年8月，长安街也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赵知敬时任整治工作办公室主任，着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拆除公主坟至四惠桥沿街两侧建筑顶部的广告牌匾。

　　当时，赵知敬与工作人员在长安街上每走7米便会拍一张照片，从复兴门到建国门，他们用一天时间拍了1000多张照片，发现广告牌匾比比皆是。

　　对于长安街上出现的广告牌匾，赵知敬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并肯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但他也意识到，如果广告牌匾过于杂乱无章，就与首都的环境整治相矛盾了，也歪曲了市场经济的形象。

　　“广告牌匾的摆放一定要守规矩、有章法。”赵知敬说，在那次整治中，纯商业楼的广告牌匾高度不能超过2米，其他不符合规定的全部拆掉。

　　拆除广告牌匾，也要得到广告牌匾所有者的支持。赵知敬坦言：“当时一栋大楼一面墙体的广告收入，一年就可能达到100万元左右，拆除工作肯定是有难度的。”为此，赵知敬请工作人员收集了华盛顿、莫斯科、巴黎、柏林等城市的街道管理成果，发现这些城市中没有一条街的广告牌匾像当时的长安街那样随意摆放。赵知敬和工作人员将道理向广告牌匾的所有者进行讲解，令他欣慰的是，大家在交流中取得了共识。拆除工作只用了一个多月便顺利完成，长安街一共拆除了3000多块广告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