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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诗歌在沉寂中回暖:校园诗社成员涨至百余人
http://www.workercn.cn2017-05-15 07:34:31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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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花是春天的一缕缕魂魄吗?/冬眠雪藏,春光略露些许/樱花则一瓣一瓣地应和开放/艳美而迷幻,音乐响起/万物在珞珈山上依次惊醒复活”

  在武汉大学诗歌朗诵会上,李少君读了他的《珞珈山上的樱花》。30年前,他就曾这样在樱花树下朗诵他写的或别人写的诗,曾是第一个站在珞珈山讲台上开诗歌讲座的学生。

  如今,樱花已谢,珞珈山上一片新绿,当初少年也年近五十,现已是位诗人、作家、主编。这几十年间,李少君经历过校园诗歌的盛况,也见过它的落魄,而今也迎来了“转折”——校园诗歌仿佛又热闹了起来,诗歌活动一茬接着一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或围观。

  在这热闹之处,校园诗歌兀自哼着高高低低的旋律,回响着时代的声音。

  呼啸而过

  校园诗歌并非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却在那时风头最盛。

  在1983年的北京大学里,走在林荫道上,会时不时听到诗歌朗诵和吉他声。

  臧棣那时刚入校不久,便赶上了由五四文学社举办的未名诗歌朗诵会,那是场名副其实的盛会,百年大讲堂2000多个座位以及走廊被挤得透不过气来,挤不进去的干脆站在窗台上,当然也还有扒都扒不进来的——诗歌,一场年轻人的狂欢。

  几乎同时,上海、武汉等各地高校的诗社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跨校的诗歌交流成了连接彼此的精神纽带。“一说我找谁谁,我看过你的什么诗,就瞬间成了哥们儿,走,吃饭喝酒去!”说起这段往事,臧棣言语间别有一番江湖义气。

  如今,53岁的他已在北京大学做了21年的教授,同时仍是多产的诗人。两次见他,他都穿着那件洗旧的牛仔裤,两手插着衣兜,走起路来轻快自在,谈笑间自然流露的真性情让人觉得诗人就该这般模样。

  而30多年前北师大的校园诗人侯马,如今一身警察装扮,现为一位公安战线的领导干部兼诗人。可以说,他成为一名警察是机缘巧合,而成为一位诗人是因为天赋,也因为“不服”,“那时我极其自负,觉得读到的诗根本不好。虽然各个时期我都有很多喜欢的诗,但总体上我对他们那些诗非常不服气,我知道我要写就一定写得比他们好”。

  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过后,以曾经的和在校的校园诗人为主的“第三代诗人”已开始反叛朦胧诗的宏大叙事和过度隐喻,热切探寻诗歌的新出路。大二在读的侯马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声带”,当时男生宿舍里也常为诗歌争论到深夜。后来,侯马曾在诗中写道:“今日想来,我们从铁狮子坟/暗暗领受的似乎正是文学的使命。重塑/一种古老的精神于当世。”

  “‘文革’结束后,过去所扭曲的人性在逐渐恢复,近现代西方文化思潮开始在国内传播,使得20世纪80年代出现各种文化热,而诗歌由于形式的原因更易成为表达精神诉求的载体。”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荣光启认为,与其说当时的学生“崇拜诗歌”,不如说他们对国家、社会和人类充满关怀,诗歌是种便利的表达方式。

  然而,这场诗歌狂欢在海子自杀那年结束了。

  那年夏天,西渡毕业。一位女同学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了句简短有力的话——“绝不嫁给诗人!”一个时代落幕。

  暗流涌动

  1990年代新一轮经济大潮汹涌而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世俗化”,诗人则彻底“被拍在了沙滩上”。“那时社会崇拜的是商人、有钱人,有的诗人都不屑于说自己是诗人,觉得穷酸气。”《诗刊》副主编、诗人李少君说。

  彼时,北京大学未名诗歌朗诵会的地点也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从百年大讲堂转移到容纳400人的电教报告厅,后又撤至容纳300人、条件简易的二教,最后退守容纳150人、设施极其简陋的生物楼……其他高校的状况概莫如是,甚至更为惨淡。校园诗歌的冠冕就这样从无上“神坛”一阶一阶地滚落。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新在其所著的《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中写道:“90年代以后,诗歌除了原先的压力之外,又受到了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大潮的冲击。真正的诗人越来越少。”或也因此,记者在寻找联络90年代“在现场”的诗人时也颇艰难。

  但终究还是有的,比如诗人胡续冬。

  “氛围不是说到了某个时间点就一下子终结了的。”胡续冬在1992年进入校园,在他的记忆中当时校园里写作阅读上的“传帮带”现象尚在,一批诗人在校园内死寂的文化土壤中倔强地昂着头,夜起诵读,饮酒论诗,结交豪士怪客,睥睨世人。“但支撑这个氛围的很多支点没了,就显得比较尴尬。”胡续冬说。

  好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歌,一代青春也自有其姿态及意义。这种无人喝彩的尴尬,倒促使胡续冬等开始思考些超出所谓“校园范儿”的东西,“比如到底需要以什么样的写作姿态、写作策略来回应正在发生的社会剧变”。大约在1994年,他们约好了似的,几乎同时由高蹈的才气型写作转向冷静的分析型写作,从狭窄的抒情传统迈进了现代诗艺的门槛,“投身于一种当时心目中更复杂、更具反讽意识、更有历史纵深和日常细部的写作之中”。

  “当时整个诗意系统发生了变化:朦胧诗的诗意更多来自‘意义’,第三代诗人反对这种‘意义化’诗歌,更倾向于语言本身。而90年代诗歌更注重内在的诗意,更深入生活和心灵。”沈浩波说。

  沈浩波,锋利、激进,是20世纪90年代绕不过的一位诗人,也是争议颇多的一位诗人。

  1998年,他在读大二时,先后结识其师兄侯马、伊沙、徐江等人,开始有意识地摒弃原先的学院派写作倾向,逐渐接受口语化的诗歌写作,并在同年写了《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抡刀砍向“知识分子写作”,气势逼人,不留回旋余地,也成为第二年爆发的“盘峰论争”的重要导火索。在这场诗歌界的“华山论剑”中,“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对立,颇有些“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意味,争论不止,影响甚广。

  臧棣曾这样评价胡续冬、沈浩波为代表的“70后诗人”,问题不在于70后诗人写得有多出色。他们中有许多人越写越好,早已走出了前几代诗人的阴影。问题也不在于70后诗人是否找到了有别于前几代诗人的诗歌领域。他们的诗歌疆域宽广得令当代诗歌史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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