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陪着孩子坐在教室里一起上课。

　　午餐时间到了，陪读家长和孩子一起去食堂吃饭。

　　课间休息，陪读家长可以轻松一下。

　　这也许是佛山“同学”年龄差距最大的一个班级，7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同桌是14岁的孙子。从这个世纪00后跨越到上个世纪的40后，他们如今都在一个课室内“听课”。上课过程中，长辈和孩子有时候会小声交谈，更像一对同桌的密友。不过，这些孩子有时候发起脾气，情绪失控时，长辈也会变得严肃起来。

　　无论是70岁的老爷爷，还是40多岁的母亲，都是特殊学校陪读家长的一员。为了让孩子能够接受教育，这群家长在同一个课室一陪就是六年，甚至更长。再次回到校园的生活远没有以前那么诗情画意，老人家在课室内坐上一天会腰酸腿麻，还有陪读的家长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度要服用抗抑郁药物。然而对于眼前的陪读时光，他们又是珍惜的，孩子有一天毕业或许能进入社会，但对于一些放弃工作陪读多年的家长而言，重返社会却不易。

　　在特殊班级中，许多家长一陪就是6年，校园生活的诗情画意早已消失，陪读的时间显得比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更为漫长。而在应对课堂的各种突发状况中，陪读家长的角色又显得尤为重要。

　　心酸的爱……

　　这个六年级课室有点与众不同。18名“学生”的年龄跨度，从00后跨越到上个世纪40后，大人的身影几乎占了一半。这些“学生”的身份，有的是爷爷姥姥、外公外婆，还有的是妈妈，每当“小学生”情绪失控的时候，他的“同桌”就会用各种办法让小学生们安分下来。

　　特殊班级

　　最大年龄差近60岁

　　昨日下午第三节是班会课，班主任姚老师走进六年级课室，这个班上一共有18名“学生”。

　　在这个班级聆听老师讲课的，年纪最大的是已经逾七旬的老爷爷杨老汉（化名），而他的同桌，是自己14岁的孙子。

　　班上其他4名年龄明显和其他同学有差异的，除了有一位是雇来的保姆外，还有的是妈妈，有的是婆婆。13名特殊学生，再加上5名陪读家长，年龄跨度从00后跨越到上世纪40后。课室外面看上去，大人的身影几乎占了一半，宛如正在开家长会。

　　这节班会课的主题是春游，老师讲授5月份即将到来的这次出游学生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学生小杰在上课仅开始1分钟，就有些坐不住了，开始离开座位自顾自在课室里玩耍。陪读的阿姨一开始还拉他坐下，反复几次，小杰干脆径直走出课室。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正常上课，阿姨也只好跟了出去。

　　小杰是“来自星星的孩子”，也即自闭症儿童，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和他一样需要家长陪读的，除了自闭儿外，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脑瘫儿童，有些孩子可能轻轻用指头一推，就有可能摔倒。

　　母亲阿丽（化名）在老师发下教案后，开始辅导孩子阅读。她的“同桌”在上课时显得有些不安分。老师读到哪里，她握着孩子的手在纸上移动，提醒孩子要集中精神。

　　孩子偶尔觉得厌倦，把头埋在桌子上想睡觉，家长就推了下孩子，要提起精神。

　　在课室后面玻璃门的背后，藏着一根一米长左右的竹条，这是母亲阿丽的“秘密武器”，如果孩子不听话或者闹脾气，阿丽会拿出竹条，在课堂上管教孩子，当然只是震慑一下，让孩子安分下来。

　　上课过程中，母亲和孩子有时候会小声交谈，更像一对同桌的密友。不过，这些孩子有时候发起脾气，却会情绪失控，不断地跺脚，甚至动手打人，这时候陪读家长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陪读六年

　　母亲咬牙辞去工作

　　“我从来没想到会有机会再重新回到校园。”阿丽告诉记者，小明（化名）是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就发现患有自闭症。因为当年对自闭症的认识远没有如今普及，阿丽一开始不以为意，期盼着孩子长大后能够恢复正常，和其他学生一样读书上课。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阿丽把小明送到了白燕街一家幼儿园。园方老师知道孩子特殊情况，答应由专门老师给予照顾。但事与愿违，老师很快发现小明难以管教。“在幼儿园他显得和其他孩子格格不入，还动口咬其他小朋友。”阿丽称，被投诉多次后，她只好让将小明转到一家康复机构。

　　“入读需要签一份合同，协议大概意思是家长需陪同。”阿丽说，看着协议，自己当时一咬牙辞去了工作。

　　阿丽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了校园，课室中除了自己孩子的座位，旁边还有属于她的一张椅子。入学的第一年，是她印象中最难熬的日子，每日陪读的时间显得比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更为漫长。

　　孩子在学校最初不适应，很容易发脾气，甚至攻击老师或者其他同学，这时候阿丽就要紧握着孩子的双手，让他情绪尽快平复下来。

　　上午7时准时出门坐公交去学校，下午5点放学一同回家。如今一晃6年过去，算下来，阿丽已经陪伴小明在同一个课室中度过了超过2000个日夜。

　　心路历程

　　只有陪伴身边才放心

　　下午第四节课是自由活动课，其他孩子准备在课室中做操，陪读的家长们却纷纷给孩子收拾书包，离开了教室。“他们已经陪了孩子一整天，身心非常疲惫，所以学校允许他们早一些带孩子离校。”班主任姚老师告诉记者。

　　“常年陪读的家长，实际上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阿丽称，自己辞工后，家中的经济负担都落在丈夫一个人身上，照顾孩子的重任无法分担。“这些孩子，你走又走不开，每天要跟着，又不可能说马上痊愈，时间长了其实是一种心理负担。”阿丽坦言。

　　姚老师也留意到，在陪读的家长中，如果是父母陪读的，承受的压力要大于祖辈陪读的家长。“父母陪读意味着24小时都需要操心。”老师说。阿丽称，父母亲自陪读，除了经济原因外，更关键的是只有陪伴在孩子身边才放心。

　　他们的牵挂

　　家长既是左膀右臂也增加了管理难度

　　在六年级这个班级中，陪读家长的关系跨越了年龄的隔阂。同窗多年后，他们感情不亚于中学的兄弟姐妹。“如果中途有什么事情需要出去办一下，或者去饭堂打饭，我们都会互相帮忙照看下孩子。”陪读家长称，多年同窗大家都能够理解对方的难处，这也是家长间特殊的感情。

　　在姚老师眼中看来，陪读的家长是班上老师的“左膀右臂”。“这些处于边缘状态的孩子，在课堂必须还有家人的陪伴。”姚老师说，除了学生更听亲人的话之外，在课堂上老师传授知识或者运动技能的时候，如果仅靠老师示范，没有家长在台下手把手促进教学，这部分特殊学生很难跟上进度。

　　但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家长的陪读，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烦恼。“比如说班上有个自闭症的孩子，经常打人，但家长在课堂内外就会特别护着孩子。”该老师称，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家长都会从别的孩子身上找理由，比如是其他孩子先动手。“其实这样对学生在校的教育是不利的，但陪读家长宠溺孩子，老师也不大敢在课堂上和家长说得太严厉，毕竟大人都比较要面子。”该老师称，因为孩子们都有陪读的家长“撑腰”，也无形中增加了班级管理的难度。

　　家长很少重返社会 孩子是一生的牵挂

　　“我今年70岁了，要和孩子一样，在课室坐一整天，腿脚也会受不了。”杨老汉说，为了家人和孩子，自己身体健康能撑得住，都会继续陪下去。多名陪读家长称，他们都很珍惜眼前这种陪读机会，因为如果孩子不接受教育，情况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但对未来，班上陪读的家长却很少有明确的打算。“孩子至少能够读到九年级吧，还有三年。”阿丽称，三年后自己打算让孩子试着考特殊学校的中职专业，如果能考上，就能够再多读三年。再之后，孩子就毕业了，自己的陪读生涯也就走到终点。

　　“孩子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掌握谋生的技能。”陪读家长称，学校毕业的中职学生，有的能够去酒店后厨当传菜员。但是也有部分孩子最终只能半赋闲在家里做一些小手工谋生。阿丽称，十多年以来她的生活都是以孩子为中心，谋生的技能已经生疏。“现在已经有6年没有工作了，孩子毕业后再去找工作，年纪也大了，很难再有雇主愿意请我们。”阿丽说。

　　学校的老师告诉记者，之前有陪读八九年的家长，孩子毕业后基本很少再重返社会就业。“很多时候，家长还是要看着子女，这些孩子是做父母一辈子的牵挂。”该老师说。

　　期待：能否有志愿者帮扶？

　　阿丽孩子所在的特殊学校，因为办学定位调整，如今已经不再招收一至九年级的学生，今后将重点扩大在中职和学前教育的学位数量。更多同年龄学生，将进入现在区一级的特殊学校就读。这所学校的陪读家长数量会慢慢减少。然而未来五年内，全市范围来看，区一级特殊学校陪读家长的数量可能会不减反增。

　　根据《佛山市教育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的目标， 佛山在特殊教育阶段将实现“全接收、零拒绝”的“全纳教育”。

　　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市适龄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保持100%，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5%以上，重度肢体、孤独症、脑瘫残疾人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

　　“今后有更多的特殊学生能够进入学校，得到教育的机会。”一位特教资深老师告诉记者，更多重症的特殊儿童进入校园，也意味着陪读家长的群体有可能增加，这一群体的家长所处的状况需要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

　　“对于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我们现在可以提供送教上门的服务。”启聪学校校方负责人称，一些比较轻度的特殊学生，也可以通过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无需家长陪同。但还是有一小部分情况比较严重，但又有活动能力的孩子，这部分学生如果单靠老师，没有家长陪读配合，确实难开展教学工作。

　　校方称，今后也会尝试引入一些义工组织或者志愿者进校，经过培训后，可以对这部分家长进行帮扶。“但毕竟陪读不是一两个月，长久怕很难坚持。”相关负责人称，希望有专业的NGO组织能够有较好的机制，可以减轻陪读家长的压力。

　　延深

　　记者观察：陪读家长减负 有待各方进一步投入

　　在特殊学校，不难看到部分学生确实无法独自安坐在座位上，并且与他人的交往能力都较弱。这样课堂上，如果没有陪读家长的参与和帮助，老师的教学效果无疑大打折扣。

　　与其说这些和孩子们同桌的长辈们是“同学”，不如说他们是课堂中的“编外老师”有陪读家长告诉记者，陪读过程中，自己能够感觉到孩子可以通过妈妈的言语和肢体动作，了解到自己是在为他做榜样，孩子的内心是快乐的，而作为母亲也有所收获。

　　在特殊学校陪读的家长中，也不乏有这种“久学成师”的案例，禅城一位外婆辈分的女士，就是在退休后陪孙儿读书的课堂上，自己也掌握了帮助孩子进行康复训练的理念和技巧。因为想帮助更多的孩子，这位女士最终自己创办了一家康复机构，在学校流传下一段佳话。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类似家长在特殊学校陪读的现象并非是佛山的个案。确实在现阶段，政府难以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帮助这些陪读的家长减轻负担。在特殊学生接受教育上，只能由家长选择亲自披挂上阵，或者自掏腰包花钱雇他人或者亲戚代为陪读。

　　特殊教育真正为陪读家长减压，真正出路有待政府和民间组织形成合力，加大投入。而政府也愈加重视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去年，佛山修改残疾儿童少年十五年免费教育方案，将特殊儿童少年享受免费标准进一步提高，其中学前教育阶段从原来的6000元每生每年提高至最新的8900元每生每年；此外，普通高中的标准从原来的2470元每生每年提高至4400元每生每年。

　　从好到优，随着社会政府的不断投入，或许不久的将来，陪读家长肩上的负担可以更轻些。　文/广州日报记者陈昕宇 图/广州日报记者何波